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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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层是否有罪尚未定论时，跑腿和杂役先行承担了责罚。
战场上最先死去的是战车旁的步卒，大萧条的危机最先转嫁给下层民众，正义女神也欺负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迹，丑行和苍生皆成尘泥。
1946年10月21日
【编者注】
比较之前几篇文章，这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更为抽象，也更为沉郁。兰斯贝格监狱自1946年夏天以来一直执行绞刑，是什么使作者心境在此刻变化？9月30日纽伦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对执行绞刑，本文写于10月21日，这些日期是否有关联，已经死无对证了。
也许作者对自己的判决曾心怀改判的希望，直到纽伦堡将纳粹领导层的罪愆定案，并宣布党卫队、帝国安全局为犯罪组织。今日我们会嘲讽他的徒劳，视之为贼心不死，但在历史尚未成为历史，而未来尚未前来的时刻，谁能拥有卡珊德拉的预言。
这或许也是本篇的题目由来。他的两项身份都被纽伦堡宣判为犯罪组织，末日审判的氛围曾否缭绕在他肩头，而他曾否指名质问宣判方的犯罪性？过于尖锐的话题是很难引起讨论的，这些只能唤醒仇恨的声音选择了沉默。
而抛开这些涉猎旁多的话题，仅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总是比叙事要切近心灵，何况对于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语言。没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内心的道路，他在想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观，对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谬的是，也没有比之更具体的阐发。我们仅能在抽象层面读出他的心绪一二，却无从知晓他是否知行如一。
☆、测不准与回归方程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加百列和路西华在这个世纪一同到来，“承认”与“存在”是一对兄弟，而“价值”与“虚无”结盟。
我从梦中惊醒，仍然记得梦里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每出现一次谬误，我都返回原点，走上另一条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过，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连概率论都失效了，因为它本身也在运动，不断地变生出新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可以假设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继续设想这番辩白。我习惯于思考通过更改实验条件、操作步骤的方式以达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如果我没有在1936年加入警卫旗、在1938年调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军方叛国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东线军事情报，或仅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罗网，以为历史终将公正地为我定罪，从而亦不否认我片面的英名。人生会变得如何？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把碳单质放进高温当中，它可能形成金刚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为若做出另一种选择，结果会全然不同。但世界远不是条件可控而固定的实验环境，它把主客体混为一谈，内在与外在实为一物，它是无数的人类个体本身。你在修订自我时，已经让你所触及的世界面目全非。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人择原理的一种蹩脚表达罢了。
如今是1946年末，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历史学家只关心世界大事，就像只关注宏观世界的古典物理学家那样，这会让他们错失真理。人们会怎样讲述1946年？浓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籍籍无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这一年，许多人黯然离世，时代从来不终结于胜利者的鸣金收兵，而是败者的死亡。
一个无名之辈也将随之被时代葬送，在他的档案和卷宗尚存于世之时，历史并不打算记住它。但历史却吊诡地要剥夺他的生命，由此可证，胜利者单方书写的历史纯然是谬论。
回溯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记忆却跳到了1945年。二月措森军部的轰炸，三月总参成员的形同陌路，四月达姆斯塔特人烟稠密的战俘营，五月的去留定夺。那是破灭的时代，1946年则在记忆中被抹去了，我无法记住任何逻辑线索断裂、毫无意义的琐碎事件，它们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虚无一物。
我曾做过多少努力？我想起幼时在沙滩上堆房子。没有一座沙砌的房子不会被水波冲毁，但人们在童年时眼见此景，心里却带着欢愉。为何我现在悲伤不已？也许悲哀只是来自努力的落空，而不是熵增的世界本身。
这无非是一种锱铢必较。考虑到人终将死去，计较于20岁时的劳而无功实为小器的心理作祟。时间会让所有的塔化成沙，绞刑只不过是催化剂罢了。
1946年月12月20日
☆、死是不能被判决的
获知死刑后反而感到安稳，它和任何一种被确定下的安排并无不同，符合我对于确凿的要求。人们从异邦人的法庭上回来，互相恭贺，用这种不乏虚无主义的乐观连结彼此。我们曾在同一面旗帜下生活，现在又为相同的原因而死，这种联系让人感到自己仍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单位的。
同生共死诚然只是虚构，然而当自由被几道高墙隔离，它就变成切近身体发肤的幻觉。派普说“我真正的团伙在瓦哈拉”时，整个死牢都沸腾起来。我忽然想，基督教唯独在中世纪横行于世，也是因为当时的人无法在他们生存着的世界上得到慰藉吧。
无论如何，我们甘愿成为“瓦哈拉团伙”的共谋，在那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歌，风华正茂——在东欧平原湿润的泥土下，在奥德河畔粉碎的建筑残骸下，在柏林业已更名改姓的威廉大街下，在威斯特伐利亚绵延的、化为灰烬的美丽城市下。
那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想到能够与之合葬，我颇有些欣欣然。少年时代四月欧石楠新开的时候，我们牵着挚友的手，跨过火堆，举起火把，在黑夜的野地里走上十几公里，听着内卡河的水声，从书香之地海德堡一直走到精致的曼海姆。那时我们和帝国都还年轻，而今天则都走到了尽头。青春年少转瞬化为灰烬，而我们的生命永远留在它当中。
我不感到悲戚，毕竟它只是事实。此刻我想的是怎样和“我真正的团伙”排好队，免得叫开瓦哈拉大门时显得像一帮法国兵，或怎样在放风时抢到被太阳光烘热的那块沙地，好在上面美美地做些白日梦。
因为死是不能被判决的，能判决的仅是死刑，它打扰不了我的生活。那些落在德意志每寸土地上的高爆弹都没有动摇我们决心——尽管它已经碎灭了。走上绞架前，我是个叫海因茨的金发小子，之后是一具尸体，两者都和他们加于我的罪名无关，无涉军人的荣耀。
1947年1月6日
☆、赎身状
一个胡茬不干净的美国人走进牢房，给我一叠稿纸。他说话吞吐，笑容比我预想中更为憨厚：“我想您或许会想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很多人都想写，所以我想您或许也……”
“你们应当在OSS大力推广逻辑学，山姆。”我的英语发音生硬。他是个新手，还没有学会怎样和人套近乎，而这是情报搜集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他是情报人员，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对于一个就要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死去的人而言，写回忆录是多么荒谬的提议。回忆录是为了让人铭记，而我这样被当做彻头彻尾的人类公敌的人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吗？我用德语和他说话：“OSS最近招了很多新人？”
不料他的德语比我的英语更糟糕，单是杵在那里，OSS用人可谓饥不择食。山姆？新手先生继续讲着他从工作会议上生搬硬套来的说辞：“……我们在调查达豪法庭的司法程序是否合法。有人报告法庭审判给被告和辩护方的发言机会太少……如果因为某些事实来不及陈述，而将一个清白的人错误地判了死刑，这对美国政府的公正形象……也是不利的，所以……”
“不，法庭对我的判决十分公正，我没有什么要伸冤的。”我敲了敲门，示意狱卒把这个人请出去。
过后我躺在床上，思考这样做的得与失。床的窄小程度让我想起最初在行伍中度过的日子。警卫旗队，它曾经因为它所卫戍的人而光荣，现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受耻辱，而我在那里度过的青春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时空不可逆转，人的经历就无可更改。
但是回忆录赋予记忆另一种面貌，有人借它来为自己的事迹涂脂抹粉，有人借以脱罪。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背叛了。人们在这里揭露同僚的罪愆，从而企望自己能被从轻发落。另一些人把德国的秘密泄露给外国。
我指的是那些反人道罪行的证据以外，依照保密条款应当被保护的国家机密。盟军的《纽伦堡法》里有一条被写漏了：如果你作为德国人而叛国，你就不是战争犯。人们因此在祖国和个人之间进行选择。十二年前，希特勒的《纽伦堡法》让这种选择落在犹太人的头上，现在曾经卫戍着德意志的土地与精神的帝国军人也变得和犹太一般无二。这些人是在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时才对祖国背信弃义的，我不想过多的非难他们，但是当他们把国家机密作为嫁妆，倒向盟国的怀抱时，我听到了日耳曼民族瓦解的骨骼碎裂声。
所以我不写回忆录，或更直白地说——赎身状。我参与过帝国军队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时常会接触到高级的机密。这些机密在法庭上我没有透露过，现在也不打算在回忆录里书写。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也应有它的尊严，我将带着这些秘密死去。
1947年1月17日
☆、语言
我在中学时就开始主攻理化，读大学时，已经和研究生一起进实验室。但上帝赐予人的时间是相等的，我的德语和外语都十分破烂，不得不用背辞典的方式来增加词汇，应付作文考试。
这个经历是很幼稚的，却使我这种并无语言天赋的人受益良多。现在我对词汇的含义有了更精确的认识，并且能用这个后天习得的本领来遣词造句。大学时与一位学人文的朋友辩论使我掌握了快速组织词句的能力，后来我在安全局负责书报审查，又对词语的褒贬义和字里行间的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在分析情报时不得不速读很多英法的资料，这些旁门左道的经历最终使我变成一个牙尖嘴利之人。
世界真好笑，在得到这些后天能力之后，我的思维还是经常撞上南墙，语言只不过为它造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像石头可以敲击出火花，却永远不能用作柴薪。我不相信宿命论，我只相信自我一旦确立，就永难更改，这是我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
1947年1月30日
☆、相遇伊利亚斯
【原文】
我记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路笔直向西，日落的阴影笼罩帝国。我也记得曦光落在道旁的菩提树上，八年里那些秀小的树木招展着帝国的新生，浅淡的黄色就像另一道景色。
现在帝国覆灭，我在囚牢里又见到那个景色。我的一位故友浅栗色的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