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幽灵-第1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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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搞科教兴国到现在搞工程师治国，搞到最后还是搞出了非典。这不是血清或者疫苗能够解决的问题。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非典搞成了一场全民政治运动。这个时候，谁提科学了？所以说现今的科幻小说真的是在误人子弟，容易把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搞得傻傻的，进入社会之后活该挨整。
因此，我们的科幻作者不要再误人子弟了，一方面还可以继续写他们轻车熟路的科学核心的故事，另一方面也要把想像力的触角伸得更远一些，去幻想一下别的同样从根本上决定我们命运的事情，去关注这些事情本身具有的变化逻辑。我们可爱的读者也应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学会去欣赏一些剔除了技术关照的“科幻小说”，但不要把它们当做软科幻，这样，毕业之后，大伙儿就不会为这个社会上竟然没有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却处处都是警察而大失所望了。
不然，我们便总会是在模仿西方。我们已经模仿了西方一个多世纪了，最后还是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嘛。我理解这个道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思维习惯，科学技术总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改变不了。不这样去想问题，科幻便永远只会挤在新华书店里一个可怜的儿童读物的小角落里。
外篇 危险的硬科幻 /韩松
最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科学前沿普及译丛”系列，其中一册名为《地外生存：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命运》，译者王义豹在其译者序中有一段话，令人难忘。原文照录如下：
在国外的大量科学幻想小说中，有很多其作者本人就是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我相信，看过本书之后，你对此一定会有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硬科幻”。如果受经济或技术条件的限制，他们自己的科学思想一时难以实施，往往以科幻作品的形式加以表现，向公众介绍，以期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与“胡思乱想”、“信口开河”的所谓“软科幻”不同。我国科幻作品归入文艺类，也只是一种无奈的习惯。
《地外生存：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命运》，是法国作家尼阔&；#183；普朗索写的一本展望人类如何走出地球村、在外星开拓殖民地的未来学著作。书中，引用了大量科幻作家的构想。大概正是这个引发了译者上述的感慨吧。
让我啼笑皆非之处在于，我原以为科幻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早已成为过去，不曾想到，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上仍有很大市场。译者显然是硬科幻的推崇者，对于科幻是一种文艺类型，嗤之以鼻，而对于软科幻，则以很严肃的口吻加以贬低和批判。
我觉得，这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现在，中国流行着一种技术至上主义思潮。科教兴国成为国策，而且，正变成对技术的全面依赖。缺乏人文背景的工程师纷纷走上政坛，治理国家。这其实是上个世纪乃至上上个世纪末实业救国的延续。中国的工业化始终没有完成，现在，农业社会要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这中间藏着许多必然和无奈。而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阶段，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受到冷遇，也是当然的。
在科幻这里，也存在着这种趋势了。我说硬科幻危险，是说在目前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孕育着恶兆，而不是指这种题材本身不好。实际上中国需要大量的硬科幻，现在还太少了。但如今的一些人对硬科幻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兴趣，对工程技术细节、对物质世界的一面过于津津乐道，超越了对人生的关怀，使不少硬科幻中透着一种一眼便能看透的浅薄。科幻成为了一种玩电子游戏似的单纯技术追求。它反映了一种可怕的大众心理。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的不间断的灾难，其实正是由于人的价值被忽视后而引发的。包括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技，而最终被坚船利炮击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缺乏文艺复兴那样的一次对人性的解放。
这里，我想到了另一本书的译后记。那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译者李黎在1986年写下的：
《美丽新世界》的最可贵的“预言性”，并不在于其物质性上的“预言”，而是作者的一份早亍他自己的时代的“危机感”——他写这本书时才是30年代初期，那时的科技文明比起半个世纪后的现在，简直可以说尚在少年阶段；******还没有登上世界战场的舞台，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电脑操作、太空科学等等更是闻所未闻。然而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已预见到，当人文意识薄弱、而行政控制强有力时，结合上优越的科技文明，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梦魇的开始。
对比相隔16年的两个译者感言，我感叹，我们对科幻的认识，是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而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
回复：危险的硬科幻 卅方发表评论于2005…6…15 1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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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基于科技的，或者说是基于生产力水平的。中国文化从来都是轻视科技的，何来“中国流行着一种技术至上主义思潮”？就算存在，中国有多少年历史？注重科技的时间充其量不过百年，过去可是很注重人文的，我们强大了么？
人性自古不变，与科技的发展无关，科幻本身是先锋艺术，是要走在时代前面的，只有技术恐惧症者才害怕科技的进步——指甲也能戳死人，在用指甲戳人的时代就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不需要在原子时代重复考虑——重复，是中国文明进步最大的绊脚石，几篇糟糕的硬科幻与之相比其严重程度可以忽略（请务必注意，在产生若干糟糕硬科幻的同时，一定有至少多一个数量级的垃圾软科幻产生——如果这些还能称为科幻的话），因为看硬科幻的人至少在看的时候没去麻将或KTV泡吧等更 “人性”的地方。硬科幻比腐朽的生活方式更危险么？
中国的硬科幻太少了，对硬科幻的追求只要不是出于精神病症状，完全没坏处，因为那是一种发展的动力。
外篇 态度是超越荒谬的一种武器
吴岩的《衰败之花》讲述了一个荒谬的故事：中国各地蔓长着一种奇异的花蕾，它开在哪里，哪里的人便死去，单位便崩溃，社会便紊乱。对此任何高科技也无法解救。但广东人却找到了一种消灭衰败之花的极简单办法，那便是发扬饮食大国的文明传统，吃掉它。
飕飕飕的《登月自行车》中的荒谬感同样让人哭笑不得。为了与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竞赛，****中的中国人用大炼钢铁的方式把一辆自行车改造成了登月飞船，却被造反派诬蔑为企图把伟大领袖诱离地球。改革开放后设计师才被平反。然而，当他终于可以实施登月行动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骑自行车。
荒谬的题材最近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确多了起来。显然，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荒谬是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谬的，它是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惯性，有着极强的民族特色。我们或可以从吴岩等人的小说中读出这样的一些词来：蛮横、投机取巧、奴颜婢膝、强作欢笑、苟且偷生、模棱两可、僵化愚昧……
我自己便常常感受到这种荒谬在现实中的存在和泛滥，而这成为了促使我拿起笔来的重要原因。这种东西总是披着最神圣的外衣，无法无天地浸透于社会和人生的骨子里，时时处处贯穿着生活的主题，让人在可笑中感到可怕，在可怜中感到可恶，在可卑中又感到或可行，想对抗却无力对抗，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最后自己也就变成了丧失掉人类感觉和生命冲动的低等腔肠动物。
由于二十多年的空前社会剧变，这种扭曲人性的荒谬存在，经过原汤般的沸煮和震荡，在许多层面上达到了它表现的极致，而从普通公民到民族国家的利益，总是可以在一种义正辞严的会心默契中被出卖和牺牲。这也便是《衰败之花》和《登月自行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吗？实际上，通常被认为是不着边际异想天开的儿童文学的科幻小说，已经在体现着最强烈的时代感。
出生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的新人类对此也许还难以产生真切的感受。他们会惊讶地问，会有你说的这样厉害吗？生活不是很美好的么？上上网、玩玩游戏、听听流行歌曲，不就很快乐了么？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还难以从孙志刚事件或者杨斌事件的背后，看到更多的东西，甚至，认为是与己无关的。
包括网上一些对《衰败之花》的评论，大多只是觉得有趣、好看而已。主要由大中学生组成的科幻读者群落难以体会到作品字里行间调侃背后的那种极度的凄凉苦闷。在一个物质生活空前丰裕综合国力极大提高的盛世，居然有着这样的凄凉苦闷，无论如何是让人吃惊的。
实际上，经济的繁荣、迁徙范围的扩大以及互联网上的自由讨论更容易给人造成某种美妙的假象。但五千年的固有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多大的改变。新政的后面常常隐藏着最为守旧的东西，而这注定要降落到十三亿人每个人的头上来，不管他出生在过去还是今天。
因此，一些中国的科幻作家，便利用科幻小说的先锋性，展示着这种荒谬的本质，这种努力非常值得关注。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揭露，虽然，科幻的确能够在这方面做得入木三分，包括，一些作者已远远不再****重复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试图进一步探讨在技术文明背景下中国人日益进化着的诡诈、卑鄙和阴暗，一种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以及科学－政治拜物教带来的身心压迫。这的确是当代中国科幻所应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却在过于年轻而难谙世事的科幻读者那里少有共鸣。
但更引人注目的，还是上述小说镜子一般投射出来的作者的态度。从字里行间，我们听到作者似乎发出了这样的悲鸣：“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无奈的。”小说书写的与其是这个世界的荒谬诡异，不如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荒凉冷漠。
这其实便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或者一代人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是不得已的，并不是这一代人的所愿。
显然，我们的心态与更早一批人已有着很多的不同：科幻的前辈们，比如郑文光和金涛，也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那种批判，更加炽烈、严肃和端庄，他们也愤世嫉俗，却没有失望，只在想像的世界中，更加执着地追求着光明和理想。
而新的一群作者只是在用淡淡的笔触漫不经心地调侃着什么，却又不是王朔式的手舞足蹈和得意忘形。他们的作品显得更加悲凉而沉静，更加冷眼旁观和不动声色，有时几乎可以体味出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放弃。这使人觉得当一名科幻作家很酷，但也对他们这种看似更加年轻其实早就未老先衰的心境感到十分惊诧。
在科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式的后现代黑色幽默。我们或许已通过科幻找到了超越荒谬的办法：对那些我们无法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