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幽灵-第1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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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超过一种以上的神创论也会很有趣。在这个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神创论恰好是犹太人的创世神话。这个神话来自于巴比伦人的创世神话。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它的神创论，或许它们都应该拥有同等时间（除非学习其它东西的时间不够了）。我知道印度教徒相信世界诞生于一个宇宙黄油搅拌器，而尼日利亚人相信这个世界是由来自蚂蚁粪便的上帝创造出的。很显然，这些故事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亚当和夏娃的神化拥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同等时间。
关于创世就谈到这里。现在我要谈谈先知。哈雷彗星必然将于2062年回归。根本不能指望圣经或者特尔斐的语言能有这样的精确度。占星术士和诺查丹玛斯式的预言家不敢做出一个实际的预言，而是用暧昧的烟幕掩盖他们的欺骗行为。在许多宗教传统中，占星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包括印度教。我先前提到的三贤人据说是被一颗恒星引导到耶稣的摇篮前面的。我们可以问问儿童，他们认为恒星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力是通过什么样的物理途径传播的。
顺便说，在1995年的圣诞节期间，BBC电台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节目，节目中有1个天文学家，一个主教和一个记者。他们被委以“重走三贤人之路”的任务。你可能理解主教和记者的参与（那个记者恰好是一个宗教作家），但是那个天文学家大概是个受人尊敬的天文学作家，而她也与后两位结伴而行。在一路上，她谈到当土星和木星处于天王星（或者无论是什么星）上面的命宫的时候发生什么征兆。事实上她并不相信占星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宽容它，模模糊糊地因为它而开心——以至于科学的人不相信占星术，但是也有几分认为这是一点无害的娱乐。我确实非常严肃的对待占星术：我认为它非常有害，因为它破坏了理性，而我很愿意看到一个反对占星术的运动。
当宗教教育课讲到伦理的时候，我不认为科学事实上有多少可说的，而我愿意把它换成理性道德哲学。儿童认为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吗？如果是这样，它们来自何处？你能建立区分对错的好原则吗？就像“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对待别人”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不管你个人的道德是什么，作为一个进化论者，道德从何而来、人类大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得了拥有伦理、道德的趋势，以及对正确和错误的感觉，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我们应该珍视人类生命超过珍视其它一切生命吗？在智人这个物种周围有没有一圈刚性的墙壁？或者，我们应该讨论是否有其他物种有权享受我们的人道主义同情吗？例如，我们应该支持“生命权利”（right…to…life）的游说活动吗？支持“生命权利”的都是人类。我们应该珍视一个能蠕动的胎儿的生命超过珍视一个能思考和感觉的黑猩猩的生命吗？我们在智人这个物种周围——甚至是在一小块胚胎组织周围——竖起围墙的基础是什么？（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合理的进化论上的理由）。当我们和黑猩猩都有一个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时候，这个围墙是否突然自己竖了起来？
接下来，我要从道德转到最后一个话题：末世论。我们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得知，所有的复杂性、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笑声和悲哀最终都要归于冰冷的虚无。这些东西——以及我们——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只不过是滑向均一的深渊的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我们知道宇宙正在膨胀，并且或许会永远膨胀下去，尽管它也可能再次收缩。我们知道，不管宇宙发生了什么，太阳将会在6000万个世纪后把地球吞没。
时间本身从某个特定的时刻开始，并且时间可能在某个时刻终结——或者它不会终结。时间可能在局部范围终结——在人们称作“黑洞”的缩比坍塌中。宇宙的定律看上去在宇宙的任何地方都有效。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些坍塌中定律会改变吗？奇思妙想一下，时间可能带着新的物理定律和常数重新开始。有人认为，存在许多宇宙，每一个都和其他的宇宙完全隔离。对于一个宇宙而言，其他的并不存在。那么，在这些宇宙间可能存在着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
这样，科学就有很好的理由进入宗教教育中。但是这还不够。我相信熟悉一点詹姆士王版本的圣经，对于每一个想理解英语文学中典故的人是很重要的。连同《公祷书》一起，圣经在《牛津引语词典》中占了58页。比它多的只有莎士比亚。我确实认为，如果儿童想阅读英语文学，并理解诸如“透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馍糊不清”、“凡属****的人尽都如草”、“快跑的未必能赢”、“旷野的呼喊”、“恶有恶报”、“在异邦的谷地”、“加沙盲人”、“表面上的安慰”、“少而可贵的钱”的短语的起源，不接受一点圣经教育是不幸的。
我现在想回到“科学不过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指控上来。这个指控的更极端版本——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我经常遇到它——是指控科学家本人的狂热和顽固如同信教的人表现出来到。有时候，这个指控或许有点道理，但是作为狂热的偏执者，我们科学家在游戏中还很业余。我们****于和不同意我们的人争论。我们不杀掉他们。
但是即便是对纯粹口头上的狂热行为的指控，我也要否认。因为我们思考和检验了证据而深感赞同——甚至是充满热情地——某事，和因为内心的启示、或是历史上某人的内心启示，随后被传统神圣化，从而深感赞同某事，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一个通过引用证据和逻辑而支持的信仰，和一个仅仅由传统、权威或者天启支持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
外篇 科幻，干嘛偏要是科学 /
常常地，一听说“科学”二字，便很来气。
科学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西方的，据说中国的历史上最多只有实用技术，比如诸葛亮老师的木牛流马和鲁班老师的木头麻雀一类，算不上科学。但不知怎么搞的在五四时期便叫得凶了起来，一个赛先生，一个德先生，但也只是叫一叫。非典时期，看出来中国的民主和科学，还是底气不足的。
昨天看****电视台播一个采访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节目，里面说非典来了，学校还没有宣布什么，学生便自动逃跑了一大批。有一个班，有一天上课，全班都跑光了，只剩下了一个女语文老师和一个男学生。女语文老师便眼含热泪在黑板上给男学生写格言，说小溪为什么会歌唱呢？因为它在克服礁石这个困难（大意）。
所以中国人到了节骨眼上，是不会讲科学的，而是只讲逃学，最后则要靠语文来拯救心灵。非典有那么厉害么？不上学便能躲过么？这是典型的不讲科学。而更让人害怕的是，“小太阳”们或者“小太阳”们的父母们怎么这么没有组织纪律性呢？将来跟美国人或者台湾人打起仗来怎么办呢？今天是儿童节，大家都羞惭地不说这事，不是故意忘了，就是都知道理亏。
刘慈欣在谈到《超新星纪元》时好像说过，最后是做贼一样把科幻的元素偷偷地塞到字里行间去。干嘛要这样？很简单，“科幻”二字害的。
刘老师写小孩子执掌的世界，便写嘛，这是文章的精华，但为了适应科幻的需要，硬要削足适履弄一个什么超新星之类的。这便是限制了想像力。我时常在读刘慈欣的文章时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虽然身为计算机工程师，但刘慈欣最关注的东西恐怕还不是科学。但为了让文章得到公开发表，他便做贼一样地大写科学。
最古怪的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那家科幻杂志，每期都要登出一种叫做“科学美文”的东西。此种文章，许多人说难以卒读。编辑心中的想法，大约还是觉得科学是大爷，可以唬住好多孩子。其实我们也很需要哲学美文和宗教美文。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哲学的幻想小说，社会的幻想小说，宗教的幻想小说，文学的幻想小说，等等，以此类推。方便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认定它们就是中规中矩的“科幻小说”，但我更倾向于按照某些外国同行对科幻的新定义叫做“推测性小说”。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篇关于未来厕所建设的小说。传统的科幻作家便一定要写它是由智能机器人来管理的啦，擦屁股不用纸而是用超声波啦，如厕者由于大肠已经经过基因工程改造所以拉出来的屎不再臭了啦，等等。但厕所的未来干嘛一定是由科学决定的呢？这又是科幻二字造成的认识误区。
厕所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进化逻辑，它可能是科学的，但也可能是社会的和宗教的。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中国政府为了广泛推行民主而把选票箱都放在厕所里，以使人意识到温饱和小康都来得不容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个政府是由宗教界人士来执政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搞出顿悟一类的效果，要求每座厕所都必须建成庙宇的模式。所以说，我们要写除了科学之外，更多的东西。
但这并不是软科幻。软科幻是一个西方舶来的伪概念，中国人永远是拎不清的。最软的科幻往往发生在最硬的科幻那里，最硬的科幻往往也发生在最软的科幻这里。宗教工作者致力修建伟大的厕所庙宇的故事，可能是一个最硬的科幻。因为我们要涉及大量的宗教教义上的细节，它的复杂性至少不亚于解一个微积分方程式或者运算某颗长周期彗星的轨道。
更主要的是，我很讨厌硬和软的这种划分，因为中国人说一件事情往往都是带有道德评判色彩的，硬的永远是褒义的，软的永远是贬义的，听起来像是一个器官生锈的男人。所以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那家科幻杂志，为了讨主力为男性读者的欢心，便大量地发表看上去******的科幻，大概是为了缓解中学生们的性恐惧。
刚才说了史家胡同小学的事情，这里面除了科学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道德的问题。那便是那帮逃学的小学生大概也是看科幻杂志看多了的，觉得他们都懂了科学，而科学首先是用来保命的，所谓警钟文学么。这便更加坚定了我们要破除科学中心主义的信念。这个国家其实更需要道德的幻想小说。
有的人说，我们从爷爷的时代开始就看惯了正统的科幻小说啊，科幻小说中没有科学，那还有什么劲，我们便热血沸腾不起来了。其实这正是中科学的毒太深了。这是中国最危险的事情。中国从提出赛先生到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搞科教兴国到现在搞工程师治国，搞到最后还是搞出了非典。这不是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