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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

读书 1979年-第87章

小说: 读书 1979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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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街,住到窑洞里。从正面看过去,陡峭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窑洞。这些窑洞,在水平方向排成行,一层接一层,每层之间都有阶梯形的小道相连。每一层都把山坡削成直角,然后往山里挖洞,洞前即是街道。此外,每个窑洞的入口处都有门牌号码,前面还留出一小块空地,用来种蔬菜和饲养家禽或小牲畜。可以说,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市。
    这些窑洞之家,原先就是陕北地区典型的居民住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洞穴。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喜欢住在窑洞里。除了易于挖掘之外,它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战斗爆发后,窑洞又是不怕轰炸的安全的防空洞。一些讲究的窑洞,洞顶很高,地上铺着石板,黑漆大门,外墙上装着通草纸糊的窗户很有气派。四周围都是矮房子。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思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我们边喝可口的咖啡,边吃热腾腾的烧饼。烧饼是一种撒上芝麻的圆饼,在中国的小食店里,花几个钱就能买到。这种有咖啡的早餐,也很受我们的客人的欢迎。这一点还得谢谢埃德加·斯诺,他常常给我们补充咖啡,要不,那一罐罐堆成金字塔似的咖啡早就吃得精光了。
    这样,当客人们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共进早餐或喝午茶时,艾格妮丝才有可能奉上倒在搪瓷杯里的咖啡,慷慨地款待他们。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这位叫哈德姆的美国医师,是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加入红军的。看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不仅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完全同化了。
    本来,马医生是住在金先生现在暂住的地方的。只是因为马并不怎么喜欢和美国的记者相见,才搬到他的朋友李德的窑洞里去。所以,只有当我们把金先生和他的译员吴小姐送走以后,他才到我们这儿来。否则,我们就在李德的窑洞里和马海德会面。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是德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知道他的德国名字(欧多·布朗)的人很少。至于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是职业军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曾是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一九三三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便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继续他那冒险的旅程,到达江西。起初,他为制定战斗方案和长征的作战计划,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固执地过份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几名中国共产党员也因此而被追究责任。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他在延安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他只是讲课,即使讲错了,也用不着担心会造成实际的损害。几年后,他离华赴苏。
    由于工作上或估计上的错误,或由于方法不当,都会造成困难的局面甚至招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象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蔑他们,不把他们的错误作为笑柄。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并不采取其他措施。这样做,既不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人们的尊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对艾格妮丝,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宽容,常常原谅她的过失。艾格妮丝有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做事讲效率,她的缺点是性子急躁,进行政治斗争时也是如此。她对自己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人,态度粗暴。与美国共产党人敌视和诽谤艾格妮丝的态度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遵照艾格妮丝的遗言,她的遗骨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同国籍、代表着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外国人,为了学习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新的实践经验,纷纷到延安来访问。他们全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马海德医生和李德两人,不被看成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战友一样地生活和工作。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盛夏时就换上竹帘。从门口进去便是挖通的宽四米、长七米的房间。房间的外侧,有一个大窗,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因此,房间的前半部分显得明亮,令人舒畅。炕很大,和房间的宽度几乎相同,炕下与外墙相通,可以从外面把炕烧热。白天,在暖和的炕上放上一张矮矮的小炕桌,便可以在炕上工作、学习、接待客人。
    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张折凳。木箱上摆着寥寥几本书。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往窑洞的里边看,还有几个同一类型的木箱。其中一些作书箱用,另一些用来放置杂物。还有几条颜色鲜艳的毛毯,那是西北的农民自己染织的。李德的住处,较诸延安一般的窑洞总令人觉得舒服一些,颇有些住家的雅致。这大概是李德的那位当演员的中国夫人精心布置的结果吧。我在延安逗留期间,她正随同剧团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陕甘宁边区作巡回演出。因此,当李德听到马海德说由于美国记者到来而要搬家时,便让马海德到自己家里来住。
    我在延安住了一段日子后,才看到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与蒙古的沙漠非常接近、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大概是红军的战士在某个已逃亡的军阀家中搜出来的,或者是到沿海城市旅行的富商带回来的吧。不管它来自何方,我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吃花生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支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支歌唱了又唱,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那里,当我听到“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时,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黄色的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四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艾格妮丝和我,好几次都是过了深夜十二点,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回家。对我们这些出于一时高兴、深夜始归的行动,艾格妮丝事后总是感到良心受责。
    “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谨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饮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鬼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艾格妮丝的担心是对的。不只是爱称“小鬼”的红军少年战士,妇女们也对艾格妮丝的生活方式抱有疑念。毫无疑义,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妇女们也担任重要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可是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社交平等,进展得还很慢。工余时间,仍然是男女有别,在剧场看戏和观看其他文娱节目时,大都是男的和男的坐,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红军的妇女们和我谈到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时,都是兴致盎然的。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①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关于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她们都同样感到兴趣。
    少数女战士中间——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三十五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贞。毛的第二位夫人,被国民党处死了。奉双亲之命与之成婚的第一位夫人,毛从未和她共同生活过。
    有职业、强调自己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妇女,许多都沿用未婚时的姓名。参加红军的妇女也同样,用自己婚前的姓名。可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邓颖超小姐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夫人,宋庆龄和孙逸仙夫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真令人惊奇不已。
    同理,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中文的“tong zhi”是指战友和同志的意思,这种称呼不仅限于党员。在今天的中国,“同志”是一般称呼,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贺子贞随毛主席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
    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遗留着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贞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内战后,即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红军老战士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全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而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艰苦的长征期间,象贺子贞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做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实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抗日战争期间,康克清结束了她的军人生涯,专心从事战争殉难者的孤儿和难民的孩子们的教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儿童福利部长。隔了多年后,我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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