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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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将课椅放到女老师身旁，就在女老师疑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椅子上，对准女老师的太阳穴，居高临下地揍出了狠狠一拳。这个只有九岁的男孩，竟然把女老师揍得昏厥了过去，女老师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升入中学以后，我哥哥的革命性是变本加厉。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哥哥的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在忍无可忍之后，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一口气说出了他干过的一堆坏事。可能是因为委屈，那位女老师竟然掉出了眼泪。女老师当时的控诉滔滔不绝，我现在记住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有趣，所以我记住了。那是在冬天，我哥哥上语文课的时候，脱下了他的球鞋，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他穿着尼龙袜子的双脚臭气冲天，而且他还坐在第一排，他将一双臭脚就架在课桌上，正对着讲台。语文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近距离地呼吸着他的双脚散发出来的臭气，就要求他穿上球鞋。我哥哥一口拒绝，声称他的球鞋还需要阳光的照射。我哥哥说话的时候，脚趾在尼龙袜子里夸张地活动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双脚散发出更多的臭气。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就走到窗前，拿起他晒着太阳的球鞋就扔出了窗外。我哥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跳了起来，站到课桌上，又从课桌跳到讲台上，拿起语文老师的讲义，再跳下讲台，跑到窗前，把讲义扔了出去。然后在同学们的欢呼声里，他爬出窗口，捡起自己的球鞋，又从窗口爬进来，把球鞋放在窗台上让它们继续沐浴阳光，自己回到座位上后，继续把一双臭脚架在课桌上。然后像个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指挥着同学们起落有致的欢呼声，得意洋洋地看着语文老师灰溜溜走出教室。语文老师不能像我哥那样从窗口爬出爬进，她沿着教学楼绕了一圈去捡起她的讲义，当她拿着讲义站起身时，看到教室的几个窗口挤满了班上的学生，他们幸灾乐祸地用言词嘲笑她。
我记得语文老师走后，我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拿起一只凳子就向我哥哥砸了过去，我哥哥身手敏捷地躲开了。我母亲急忙拉住我父亲，我父亲冲着我哥哥吼叫起来：「你在学校里干了多少坏事！」我哥哥竟然理直气壮地说点点「我在学校里干革命……」我父亲一把推开了我母亲，挥拳要去揍我哥哥。我哥哥一溜烟地逃跑了，跑到了他觉得相对安全的距离，继续说：「我就是在干革命。」这让我对革命充满了向往。虽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很怕老师，我们经常被老师逼着写下检讨书，上课时说话和做小动作要写检讨书，同学互相打架也要写检讨书。我在小学时写下的检讨书，比我写下的作文还要多。而且我们的检讨书都被老师张贴在教室的墙上，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我哥哥的言行，还有其他比我们大上一、两岁的男孩的言行，让我们隐约感到升入中学以后就再也不用写检讨书了；升入中学以后不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了：升入中学以后一切胡作非为全都是革命行为。
所以在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几个同学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走进了小河对岸的海盐中学。我们走过篮球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在打篮球；走过操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躺在中间的草地上聊天。我们走过了两幢教学楼，几乎所有教室的窗台上都坐着学生。我们听到有人在喊叫我们的名字，是一个居住在我们巷子里的男孩，他比我们大一岁，初一的学生。他坐在一间教室的窗台上向我们招手，我们走了过去，问他现在是不是下课了？
他摇着头说正在上课。他伸手把我们一个一个拉上窗台，拉进了他所在的教室。他让我们分别坐在窗台和课桌上，热情洋溢地把我们介绍给他近旁的几个同学。
我们大开眼界。教室里一片嘈杂，有些学生坐在课桌上，有些学生在走来走去，还有两个学生隔着课桌在对骂，看样子马上就要动手打架了。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正在黑板上写着物理题，他一边写一边讲解，没有一个学生在听他讲解，他完全是写给自己看，讲给自己听。
此情此景，让我们目瞪口呆。我们指着讲台上的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这位熟悉的初一学生：「他在给谁讲课？」
「他在给自己讲课。」这位初一学生说。我们嘿嘿笑了，继续问：「你们不怕他？」「怕他？」这位初一学生哈哈笑了，「这是中学，不是你们的小学。」说着他从课桌里摸出一截粉笔头，向讲台上的老师扔了过去。那位老师看到有粉笔头飞过来，侧身躲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自己讲解物理题。什么是革命？我们终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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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
差不多五年前，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昂贵的楼盘，耸立在这个城市最为繁华的中心地区。这幢高达四十多层的楼盘里，有六套顶级公寓，每套面积在二千平米。装修十分奢侈，所用的材料和厨房卫生间用具都是世界的顶尖品牌。这六套顶级公寓刚刚开始销售，立刻告罄。
第一个买下其中一套价值一亿多元人民币公寓的人，并非是引人瞩目的地产商、金融投资商或者IT行业的新贵，而是一个在中国的经济浪潮里很不起眼的血头，就是卖血的组织者。这位富有的血头出手阔绰，一次就付清了全额房款。于是，我关于草根的故事可以娓娓道来了。
我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许三观卖血记》里面，塑造了李血头这个人物，这是我医院里的童年经历在虚构世界的延伸。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草根的词义在汉语里十分单纯，仅仅是草的根须而已。几年之后，我们从英语里进口了全新的词义，草根广义地成为了非主流和非正统的弱势阶层的代名词，然后迅速风行中国社会。
在我记忆中，这个在医院里负责收购农民血液的人，也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不过他的白大褂十分肮脏，尤其是屁股和胳膊处黑乎乎的。他的嘴角整日叼着烟卷，前来卖血的农民都尊称他为血头，用书面语解释，就是血液的领导。
这个血头在自己的血液世界里建立了不言而喻的权威。虽然他在医院里的地位低于一位最普通的护士，然而他精通日积月累的意义，在岁月里悄无声息地建立了自己草根之王的地位。在那些因为贫困或者因为其他更为重要的理由前来卖血的农民眼中，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救世主。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库存丰足。他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让远道而来的卖血者在路上就开始了担忧，担忧自己体内流淌的血能否卖出去。他十分自然地培养了他们对他的尊敬，而且让他们人人都发自内心。接下去他又让这些最为朴素的农民明白了礼物的意义，这些人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者，可是他们知道交流是人和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礼物显然是交流时最为重要的依据，它是另外一种语言，一种以自我损失为前提的语言。正因为如此，礼物成为了喜爱、赞美和尊敬之词。就这样，他让农民们明白了在离家出门前应该带上两棵青菜，或者是几个西红柿和几个鸡蛋。将青菜、西红柿或者鸡蛋献给他的时候，也就献上了赞美和尊敬之词，如果空手而去等于失去了语言，成为聋哑之人。
他苦心经营自己的王国，长达几十年。然后，时代发生了变化，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开始变得库存不足了，买血者开始讨好卖血者，医院里血头们的权威摇摇欲坠。他并不为此担心，这时候他已经退休，反而捕捉了这个机会，成为了一个乡真正的血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医院的血头。如这个血头十多年前已经去世，他在去世前完成了一个壮举，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在一九九五年底读完了《许三观卖血记》，在电话里讲述了这个血头退休以后如何富有起来的故事。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时，这个血头发现了当时血液的价格在各地有所不同，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了近千名卖血者，长途跋涉五百多公里，从浙江到江苏。跨越了十来个县，将他们的血卖到了他所能知道的价格最螅亍Ｋ淖匪嬲呋竦昧烁嘁恍┑氖杖耄约旱那蛳翊蜃懔似钠で蛞谎牧似鹄础�
我可以想象，这是一次杂乱的漫长旅程。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手段，使那些平日里最为自由散漫同时又互不相识的人，吵吵闹闹地组成了一支乌合之众的草根队伍。我相信他给他们规定了某些纪律，并且无师自通地借用了军队的某些编制，他在这杂乱的人群里挑出十多个人，给予他们有限的权力，让他们尽情展示各自的才华：威胁和拉拢、甜言蜜语和破口大骂并用。他们为他管住了这近千人，而他只要管住这十多个人就足够了。
这次集体行动很像是战争中移动的军队，或者像是正在进行中的宗教仪式，他们黑压压的能够将道路铺出长长一截。男人之间的斗殴，女人之间的闲话，还有偷情中的男女，以及突然来到的疾病击倒了某些人，当然也有真诚的互相帮助，可能还会有爱情发生……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外一支队伍，能够比这一支卖血的草根队伍更加五花八门了。
我在想，这个我童年记忆中的血头如果不是过早去世的话，他积累下来的财富同样可以让自己住进豪宅。当然不能和我前面说到的那个大城市里的血头相提并论，那个住进价值一亿多人民币顶级公寓的血头，拥有更为壮观的权威，据说他领导了十多万的卖血者。这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虽然每个卖血者被组织起来去卖血需要上交一些费用，可是仍然多于自己单独卖血的收入。
这个专门组织卖血的血液巨头过着隐名埋姓的奢侈生活，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拥有多少财富？当血库里的血液紧张之时，这个血液巨头也是各大医院讨好的对象，有时候想请他吃饭都很难将他请到。对他来说，生意就是生意，哪里翳院的价格高，他控制的血液就会流向那里。
卖血，这个看起来十分卑微的行业，同样讲述了《福布斯》（Forbes，知名美国商业杂志）杂志热衷于讲述的财富故事。这是一个地道的关于草根成功的故事，我再说一说另外一个草根的故事，这是三年前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一个回收废旧物品的人，报纸上称他为丐帮帮主，也叫他垃圾大王。他只是城市里某个区域的垃圾大王，可是他也拥有了几千万的财富。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一个居住小区里，都会有几个专门回收废旧物品的人，他们用低价买进居民们准备扔掉的物品，再将这些废旧物品分开归类后，稍稍抬高价格卖给更大的回收商。我说的这个垃圾大王就是属于更大的废旧物品回收商，他从小回收商那里买进废旧物品，再次抬高价格后出售给不同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可以因此降低原材料的成本价格。这位身价几千万的垃圾大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言谈十分谦虚。当记者问他，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商机的？他说：「我只是做了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的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