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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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轿车经销商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浙江义乌有一家BMW的4S店，有一天来了一位农民模样的老人，十多个儿孙簇拥着他。他们从一辆面包车里钻了出来，前呼后拥地走进4S店，儿孙们为这位腰缠万贯的老人挑选起了轿车。老人看中了一辆价格在两百万人民币之上的BMW760Li。他询问销售人员，这辆车为什么这么贵？销售人员详细向他介绍了这款轿车的各种先进设备和功能，他一边听着一边摇头说自己听不懂。最后销售人员向他介绍轿车里的牛皮座椅，指着驾驶座说，这一个座椅就用掉了两头牛，是两头牛身上皮质最好的地方割下来的。这位过去的放牛娃，后来在中国的经济大潮里暴富起来的老农民，立刻明白这辆BMW的轿车为何如此昂贵了。他对自己的儿孙们说：「一个座椅就用掉了两头牛身上的牛皮，这肯定是高级车了。」他给自己买下了这辆BMW760Li。又给儿子们和儿媳们，孙子们和孙女们，每人买了一辆BMW轿车。按照辈分，从BMW的7系列开始，到5系列和3系列分配给了儿孙们。付款时，他的儿孙们从面包车里搬出了几个大纸盒，里面装满了现金。这个老农民根本不信任支票和信用卡，对他来说只有纸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钱。
这位老农民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直接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就理解了BMW760Li的轿车为何如此昂贵。中国的一些草根们，在最初经商时没有任何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却在很短的时间里暴富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像这个老农民理解BMW760Li为何昂贵的思维一样，这类看起来土包子似的草根思维，可以让他们一下子就切入到了事物的要害之处。
我所讲述的这些故事，在中国一九七八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层出不穷。可以这么说，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其实是无数的个人奇迹堆积出来的国家奇迹，我这里所说的是草根阶层创造的奇迹。
中国的草根敢想敢做，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浪潮里不择手段，即便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事，他们也胆敢尝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制是一个逐渐健全起来的过程，一些法律和法规存在着不少漏洞，给予草根们大量的钻洞机会。所以任何人间奇迹，这些草根们都可以创造出来。他们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他们不害怕会失去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
用中国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作为无产者我们失去的仅仅是枷锁，得到的是全世界！
看看这些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名字，几乎都是草根出生。
这个榜单讲述了人生的暴涨，两手空空的穷人转瞬之间成为亿万富豪，名利双收之后，荣华富贵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此同时，这个榜单也讲述了人生的暴跌，身败名裂之后，荣华富贵顷刻之间成为过眼烟云。根据「胡润富豪榜」（在中国具有影蕃力的财富排行榜）统计，近十年的富豪排行榜里，已经有四十九位草根出生的富豪被捕或者逃匿。他们的罪名五花八门：「挪用资金罪」、「串谋盗窃罪」、「串谋诈骗棚罪」、「单位行贿罪」、「编造金融票证罪」、「非法吸入公众存款罪」、「非法占用农地罪」、「合同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中国民间戏称每年公布的富豪排行榜为「杀猪榜」。中国有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意思是人一旦出名就会倒霉，猪养大养肥后就会被宰杀。面对民间将富豪榜戏称为「杀猪榜」，胡润，这位出生卢森堡，来自英国，在中国因为制作富豪榜而出名的人这样回答：「该死掉的猪，不管上不上富豪榜，都会死掉的。」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因为涉嫌多起重大案件，被公安部门拘押。这位从广东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草根，在一九八七年创办了国美电器，十多年之后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二〇〇八年，黄光裕以四百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第三次登上胡润版的「中国首富」。二〇一〇年五月，法院认定黄光裕犯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判决黄光裕有期徒刑十四年。黄光裕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被驳回。
几年前刚刚登上「胡润富豪榜」首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记者问黄光裕：「你这个首富的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黄光裕当时回答：「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是个『通缉令』，谁上谁倒霉」这个富豪榜或者「杀猪榜」在今日中国只是冰山一角，在此榜单之外，在无处不在的经济权力的角逐中，更多的草根在上演着他们人生的暴涨和暴跌。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更多的猪还没有长大就被杀掉了。而且，在今天这个悲喜转换的时代戏剧里，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尾声会如何来到？
回首文革往事，在政治权力的角逐里，草根们暴涨暴跌的人生故事同样滚滚而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情景。主席台正中央座位上毫无悬念地坐着毛泽东，毛泽东的右侧也是毫无悬念地坐着总理周恩来，可是毛泽东的左侧竟然坐着一位年仅三十八岁的年轻人。在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周恩来读完政治报告后，这位年轻人开始从容不迫地念起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
这位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文革开始时只是上海一家棉纺厂的保卫干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和另外几名工人成立了当时十分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然后青云直上，不到七年时间，从一个只是抓抓小偷的保卫干事跃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位列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成为当时中国政权里的第三号人物。
可是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和文革结束之时，他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作为「四人帮」成为了阶下囚。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公开审判中，这位名声显赫的革命造反派，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只是一步之遥。用民间的话说一就是翻烧饼。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只是贴在炉壁上的烧饼，被命运之手翻来覆去。昨天是革命者，今天就成为了反革命分子；或者今天是反革命分子，明天就成为了革命者。
王洪文在此后的日子里逐渐被人们遗忘，他在监狱里独自经受苦闷的心理折磨，偶尔回想起昙花一现的辉煌岁月，就会声声叹息。一九九二年八月，王洪文因患肝病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他的人生冷冷清清地收场，遗体火化时，只有妻子和弟弟为他送别。
文化大革命讲述了多少造反派风起云涌的人生故事？数不胜数，也举不胜举。若将这些故事罗列出来，会像道路一样绵延不绝望不到尽头，或者像森林里密集的树木一样难以清点。
我想起了惨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刘少奇。在造反派持续不断的人格和肉体的蹂躏之后，这位前国家主席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含冤死去。死去时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白发有一尺多长，而且没有衣服遮身，遗体上只是盖了一条白布。在他的骨灰寄存证上面有关职业一栏里写着：无业。
文革十年，我的成长岁月从童年来到了青年，我目睹了死亡之神两次光顾我们的小镇。第一次是文革初期，此前让人敬畏的共产党官员，纷纷以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一些不堪折磨的官员深感绝望之后，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风光了十年的造反派立刻成为了「四人帮」的爪牙，政治的烧饼翻了过去，轮到造反派纷纷被打倒了。其中一些造反派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们像文革早期自杀的走资派那样，也以不同的方式自杀身亡。
我们县里一位草根出生的无名小卒，在文革期间成为了造反派头头，开始了耀武扬威的短暂人生之旅。我小时候经常在批斗大会上见到他，他宏亮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出来时，十分厚重，像是两、三个人的声音迭加在一起。他一边宣读批判稿，一边监视着那些低头站成一排的走资派，只要发现有一个走资派的身体稍稍动了一下，他立刻中断宣读，走过去朝那个走资派的腿弯处猛踢一脚，让走资派跪倒在地。当毛泽东提出以老干部、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三结合」的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他作为造反派代表进入了革命委员会，荣升副主任，他的仕途也就名正言顺了。
他走在我们小镇的街道上时，人们都以和他熟悉为荣，亲热和恭敬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只是礼节性地向他们点点头，神态矜持。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喊叫他「主任」时，他会友好地向我们挥一下手。
文革结束后，在清除「四人帮」爪牙的运动中，他被隔离审查。当时我们刚刚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同学闲来无事，曾经好奇地去偷看对他的审问。我们知道他被关押在百货公司仓库后面的小屋子里，我们爬上仓库后面的围墙，坐在围墙上晃荡着双腿，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他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他面朝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审问他的人，那两个人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训斥他，其情景完全像文革初期造反派审问走资派一样。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造反派那时显得十分软弱，唯唯诺诺地讲述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充当「四人帮」的爪牙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我记得他当时哭了，他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时候将话题扯开了，说他母亲前几天去世了，而他却不能守候在母亲身旁。他的哭声突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响亮起来，他说：「我妈妈往洗脸盒里吐血，吐出了一脸盒的血。」审问他的人拍着桌子说：「胡说！你妈有那么多血吗？」
有一天上午，趁着看守他的人上厕所之时，他逃了出去，沿着海堤跑出了十多公里，站在那里，木然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浪涛拍岸之声不绝于耳，他很可能没有听到。然后，他低头走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小镇，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两盒香烟和一盒火柴后，低头返回堤岸。附近有几个农民正在田地里干活，他们看到他一边抽烟一边在堤岸上徘徊。他一枝接着一枝地抽烟，中间没有中断过，他将两盒香烟全部抽完后，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正在田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然后转过身去，不会游泳的他走下了堤岸，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浪潮里。当追捕他的人一路打听着来到这里时，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