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手记-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的目光这么包围着我，带着嘲讽和轻蔑，就算在我逃离医院回到家里时，还是不肯散去。真见鬼！有一段时间，这让我对自己的絮絮叨叨产生了疑问：也许真像那些医生说的，病人常常因为适应了身体的病态而感觉麻木，就误以为是疾病减轻？或者，是他们那个不愿说出口来的念头：这个人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病人在心理恐惧和情绪失常状态中的幻觉？

可是我的身体深处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微弱而又清晰可鉴，没有任何怀疑的目光可以淹没。我不是医生，对于癌症的来龙去脉，完全不懂。对于那个被现代检测仪器造就出来的如梦如幻的黑白世界，我也一窍不通。不过，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我相信，无论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他们也不会像我的妻子那样，为我记下一点一滴的情节，悉心对照：

——今天早上第一眼看上去又有重影。头的轻松感没有那么明显，但还不错。上午感觉没有昨天好，但比前天好。下午和原来差不多，脚底的感觉比原来稳了。转身时原来有旋转眩晕感觉，今天有好转。

——今天的感觉比较好。没有任何比前一天明显不好的感觉。

——今天的感觉没有那么好。他说甚至不如昨天。早上醒来看天花板灯，第一眼又出现重影，但很快又是一个影。左右斜视，前几天往右边斜视觉得接近正常了，今天又不太好。往左边斜视一直不好。

——今晨醒来视觉和昨天差不多。但头部感觉比较轻松。头重的感觉有缓解。

——今早起来全身感觉比昨天好。脑子比较轻松。上午感觉也比较好。视觉没变化。仍畏光。开始戴墨镜，觉得舒服些。食欲很好，早中晚饭前饥饿感强烈。

——昨天和今天的感觉比以前又好了一些。脑子轻松了一点。走路到后来还是有些晕。食欲很好。

——今天感觉和昨天一样。食欲很好。精神不错。有一个新现象，他现在很怕高频率的声音。和他说话要比较低声。他自己说话声音也很低。说话声过高让他的脑子里感觉不舒服。

——今天我看到他走路的背影，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走路的姿态已经接近于他的正常姿态了。除了速度慢一点。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他恢复的速度非常慢，但仍在一点点地好转，虽然离正常还差得很远。

——近来他的耳朵越来越敏感，害怕人大声说笑。害怕公共场所的嘈杂。我担心，这是不是脑瘤有新发展侵害了他的听力？

——情况稳定。没有任何新的不适的症状。他的脸色很好，红润。我觉得比他过去没病的时候还好。皮肤有光泽。但是好转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缓慢。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他今天说，眼睛斜视时的感觉有好转。这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一个人下楼散步。感觉有些累。他说，像走了很长的路，但回来坐下后很快恢复了体力。

能够成功地独自行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它似乎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我的症状正在好转。那一天我乘坐电梯来到楼下，走进院子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依靠一副墨镜遮挡强烈的日光。我在砖石小径上挪步，小而碎，身体摇摇摆摆，脚下踉踉跄跄，像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也像个半身不遂的老人。眼前还有阵阵眩晕，脑子里面那种铅一样的沉重感也还存在。不过，我能闻到周围春天的气息，白天变长了，阳光被染上一层柔和的暖色调，花草树木争奇斗艳，微风拂在脸上，温馨可人。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我感觉死神已经被我甩在身后，渐行渐远。

回到家的时候脸色苍白，但我的样子显然有些得意。

“走了40分钟，”我对晓东说，“一个人！”

她把我那戴着墨镜、拄着拐杖的样子上下打量一番，笑说：“像个‘黑老大’。”

我自豪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别人搀扶了。”

我们坐在桌前，喝苹果汁，谈论除了反复咀嚼医生宣布的坏消息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也说起我这第一次“放单飞”的感觉。“有些累，”

我不得不承认，“就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我想表现得积极一点儿，于是慢慢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又开始搜索身体里逐渐冒出的细微迹象，依次排列起来，营造出一种乐观的气氛。

“你看，我每个星期都在进步。”我说，“开始两周只能卧床不起；接着的两周，可以靠着衣柜站起来；然后呢，可以扶着墙壁挪动脚步；然后又可以被人搀扶着走到院子里去；现在，我居然能够独自行走了。也许……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场呢。”

这些都是事实。医生也许不以为然。他们会说，这不过是感觉，不科学，也不严谨。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也感染了晓东。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流露出快乐的情绪。她说，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

“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晓东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并不是因为肿瘤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事实上，医生根本没有改变诊断。我们不敢奢望脑子里面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真的不是肿瘤。可是我们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肿瘤又何妨！我们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医生们说的“三个月大限”越来越近，奇怪的是，我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们决定来一次“临床检查”。于是我们再次去看李金大夫。读者一定还记得，她是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的老主任，也是我生病以后看的第一位医生。那一次她跟着我跑到核磁共振扫描室，在显示器上亲眼观察我的头部造影时，我就感到此人是个你可以以性命相托的人。我们很快就发现，请这位有经验的神经内科专家来验证我们的“观察”，的确能够让我们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避免出错。所以，在我患病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验证”每一个月做一次，以后又把间隔时间延长至三个月。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当我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用一种轻快的口吻对我说。我注意到她两眼直视我。时隔两月未见，现在，她因为我的步态稳健而满脸惊讶。

“昨天我走在路上还在想，”她说，“我那个病人现在怎么样啦。”

我自豪地宣布：“我的症状减轻了。”

我们都笑了。看到她的笑容里流露出明显的不相信，我赶紧把身体变化的诸多细节说出来。她耐心地倾听，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在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她打开病例，翻到两个月前的那一页，重读她当时写下的诊断记录。

她看得很仔细，没有一项遗漏，直到看完最后一行，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吧，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

她说话时，我从她的眼睛里而不是从她的话语里感觉到，我们两个月来的“自我观察”将会接受一次严格挑战。

也许我的感觉神经欺骗了我，我的那些所谓“逐渐好转”的迹象，只不过是久病不愈造成的麻木不仁？

也许我的心理状态正在左右我的判断力，因为内心深处那种对于乐观结论的期待，的确会误导病人产生生理方面的种种错觉？

或者，更令人沮丧的是，我自己的感觉不管怎样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已注定无可救药？

不管怎样，我已经学会站在医生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已经明白，所谓“症状”就是疾病给人体造成的种种生理反应，所以不能指望仅凭病人的感觉和陈述就能形成结论，还要依靠专业精通而又无微不至的医生亲自验证，也就是所谓“临床检查”。他们首先会把你身体的某些器官作为检测的重要对象，要求你做出各种动作，通常还会借助于形形色色的检测工具，触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逐一观察你的反应。对于脑神经损伤的患者，通常最重要的反应会出现在眼球、面部神经、伸展四肢时的平衡机能，以及身体表皮对于异物刺激的敏感程度，等等。这种反应的正常与否，被医生以“－”或者“＋”的方式记录在案，将若干次检查结果联系起来加以比照，就能判断病人的症状究竟是恶化了还是在好转。换句话说，如果我自己的感觉不能被这一检查程序证实，那么一切都是白搭。

对于医生来说，这是一套严格精准的程序，具有相当大的确定性，然而它并不复杂，也不需要病人额外的花费。它所要求的不是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而是专注、耐心、无微不至、见微知著，以及愿意把更多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多挣钱的职业精神。可惜的是，大多数医生都有过分依赖现代扫描仪器和黑白影像胶片的倾向，漠视病人的直觉和陈述。那些有名望的、精于计算自己门诊的每一分钟值多少钱的专家，就更是如此。他们受到自己专业经验的限制，又被架在以往的功名之上，难免有点自以为是。根据我的经历，他们甚至吝于往病人身上多看一眼。我猜想，那一定是因为注视病人会花费他们更多时间。只要想想他们收取的门诊挂号费是两三百元一位，而门口还有一大堆病人在焦急地等待，我对他们的冷漠、不耐烦和匆匆忙忙便立刻释然了。

当然，医生和医生还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他们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也同各自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有关。单就大脑疾病来说，我总觉得神经内科的医生通常能够更耐心地面对病人。他们不比那些外科医生，不能锯开你的脑壳，却又要判断你的疾病，所以除了用更多的精力来检查你的生理症状，别无他法。

我们很幸运，一开始就遇到了李金大夫。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带着让人轻松的笑容，当她眯起眼睛看你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怜悯和关切。虽然门外等候她看病的人排成长队，她却不会急着打发眼前的病人。她的“特需门诊”属于很高级别的专家收费标准，不过，当病人只花九元钱去看她的“普通门诊”时，她用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会少一点。她总是很认真地倾听我们的陈述，还会对一些关键细节提几个问题。当我们的陈述和她的专业经验不能吻合时，她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怀疑，但她没有某些医生潜意识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会当病人是白痴，不会把一句硬邦邦的甚至是冷嘲热讽的话迎面扔过来。她会微笑着说：“好吧，让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就像她现在所做的一样。

李金大夫把手中的笔直立在我眼前，让我将眼球跟着她的笔左右移动。她把脸凑过来，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眼睛。

周围很静，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屏住了呼吸。我想我不再需要说什么了，我的眼睛也许能说出我心里认定的话。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扑哧一声，乐了。

“眼睛还真有好转！”她说，声音中透着明显的惊喜，“正面已经没有震颤了。左侧还有震颤。右侧基本没有，在最边缘还有一点。”

这项检查的名目，医学术语叫作“眼震”。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