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第12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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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钱负罪制从本朝初年就开始了。朝廷出售免刑权，继而取得财政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朝廷聚敛财富的一种特殊手段。
本朝四百年来，西北两疆战乱不止，不得不大量用兵，修建长城和边塞要隘，军资开支极其庞大。为了增加赋税，朝廷想尽了办法，实施了各种措施，而赎罪收入就是增收的一种办法，占据了赋税收入很大一部分。孝惠皇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朝廷曾下旨，民若有罪，入赎六万钱可免死罪。而孝武皇帝在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也曾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则可减死一等。光武皇帝中兴之后，朝廷财赋一度紧张，赎罪范围大大扩大。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朝廷下旨，从死刑到最轻的刑罪都可以入缣免刑。
出钱赎罪，对朝廷来说是聚敛财赋，对有钱人来说可以免除刑罚，但对贫穷者来说，却是不公平。本朝有名的大儒司马迁就因为无钱赎罪，遭受了宫刑。所以说，出钱赎罪在本质上是一个弊政。
这次李玮修改刑律的力度非常大。
他首先精简了法律条文，并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然后又在刑名后增加了法例律，丰富了刑名总则的内容，同时又对刑律部分重新做了编排和扩充。新刑律不但充分体现了刑宽、禁减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维护了皇权和相权，保护了新政诸策，尤其对土地兼并和赋税制度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新的刑律把刑罚设为五等，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并减轻罪罚力度，彻底废除了重罪连坐以及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过去孝文皇帝废除连坐和肉刑，只是针对重罪十条以外的罪犯。这次李玮一改到底，彻底废除了。
重罪十条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定义和过去相比，有某些不同。但就是这些定义的差别，可以让很多人逃离杀无赦的惩罚。
出钱赎罪制在朝廷第一次改制的时候废除了，因为其弊端太大，也不符合“乱世当用重典”的原则，现在李玮又把它恢复了，而且其赎罪的范围非常大。从最轻的“杖十”到死刑，都可以出钱赎罪。这样既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又缓和了各阶层、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符合“与民修养”的国策，短期内对社稷稳定还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李玮在“出钱赎罪制”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个“官当制”，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罪刑。不过，李玮尤嫌不足，他依据周代的“八辟”制，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八议制”，规定大汉有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亲自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但犯了十条重罪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官当”和“八议”制对门阀世家、官僚士人极其有利，当然了，对北疆系的文武大吏也同样有利。很明显，李玮这是在为自己预留退路。
李玮修改《九章律》，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对门阀富豪们做出妥协。
黄猗的案子牵连甚广，如果继续追究下去，很可能演变成“谋反、谋大逆”。一旦此案的性质被定为“谋反、谋大逆”，那么所有受牵连的人都要掉脑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门阀富豪们肯定要妥协，要退让，但问题是，必须给他们一个能接受的退让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保住脑袋，保住财富。
依据新刑律，所有的罪犯都构不成“重罪”，包括主犯黄猗、麴忠在内，他们都可以出钱赎罪，可以“官当”，有些人甚至还能依据“八议”制度免除所有的惩罚。比如受到牵连的太傅杨彪大人，只要长公主和天子不予追究，他还是可以继续担任太傅一职。
杨彪、荀攸和陈群仔细看完李玮的《刑律》修改草案后，顿时松了一口气。侥幸，侥幸，这位气势汹汹的丞相大人总算手下留情，没有象上次一样，挥起屠刀一杀到底。
“怎么样？”徐荣慢条斯理地问道，“诸位大人可有什么意见？”
“丞相大人乃天纵之材，我们望尘莫及，提不出来什么更好的建议。”杨彪笑道，“我想问问大司马，朝廷此次整肃吏治，要到什么时候为止？”
徐荣笑笑，从身后拿出一卷文卷，放到了杨彪面前，“丞相大人打算对九品官人法做出修改，这是他的奏疏，请你们看看。”
三个人都愣住了，望着案几上的竹简，半天没说话。李玮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打算实施“垦田戍边”之策了？
“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办法来源于察举制，虽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察举选拔制度的弊端，但实施时间久了，类似于察举制的弊端还是会出现，不能从根本上保证朝廷对人才的需要，所以……”徐荣看看三人，神色平静地说道，“丞相大人有意把试经选拔作为本朝的主要选拔制度，把九品中正制作为辅助选拔制度。”
本朝的试经选拔一直是辅助选拔制度，现在李玮突然要把它改为主要选拔制度，玄机何在？
杨彪等人一时没有抓到关键，各自凝神沉思。
“新经兼采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它的优势显而易见，作为官学，它的地位不可动摇。”徐荣缓缓说道，“那么，今古文经学是不是就此走向衰落，直至消失呢？当然不可能，这一点是今古文经学两派儒士们的共识。”
“新经之所以能出现，得益于今古文经学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有四次声势浩大的论辩，每一次论辩都促进了经学的发展，而最后一次论辩，就是硕儒何休大师和鸿儒郑玄大师之间的论辩，直接导致了新经的出现并开始广为传播。”徐荣手捋长须，微微笑道，“经学要想发展，就要有争论，有了争论，各学派才能进步。比如今年长安的经学大论辩，就促使新经学派开始重注典籍，剔除各经注疏中的谶纬。而古文经学派因为从论辩中吸收了新经的很多优点，也开始重注典籍。今文经学派痛定思痛，各地大儒名士聚集在洛阳的东观、兰台等地，翻出收藏了几百年的各家典籍注疏，日夜商讨研习，听说最近已经决定重正经义，简省章句了。”
“这说明什么？”徐荣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说明新经也好，今古文经学也好，它们将互相依存，互相融合，互相进步，谁都不会认输，谁也不会消失。”
“如今官学是新经，私学是今古文经学。官学和私学都在发展，大汉的儒生会越来越多。那么，问题就来了……”
杨彪、荀攸和陈群已经明白试经制度的作用了。他们连连点头，对徐荣的话深表同感。
“按照九品中正制，朝廷取士，很显然是以研习官学的儒生为主。”徐荣说道，“从本朝几百年的选拔历史来看，儒生要想入仕，必须研习今文经学。过去研习古文经学的儒生们为了入仕，住往兼学两家之经，由此可见这种选拔制度有弊端，有很严重的弊端。长此发展下去，有多少儒生还会研习今古文两派经学？这种选拔制度不但不利于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新经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朝廷选拔人才，对社稷的长治久安也非常不利。”
“如何解决这种弊端呢？”徐荣拍了拍案几上的那卷文卷，“从目前来看，就是采用试经选拔制度。”
“儒生们研习经学，最终目的是为了入仕，是为了学有所用一展抱负，为了能治国齐天下。如果朝廷选拔人才，主要是通过试经，通过考试经文，那么对儒生们来说，不仅仅是入仕的途径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经文学派。他们最喜好那个学派，就去研习那个学派的经文，并且可以投入全部的才智和精力，这将大大推进各家经学的发展。各家经文学派都发展了，争论也就更激烈了，而争论越激烈，经学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
“从长远来看，这选拔制度不但有助于儒学的进步，更有助于社稷的稳定和振兴。”
“从短期来看，这种选拔制度可以帮助朝廷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拔更多优秀人才，解决朝廷的人才危机，同时也能解决今古文经两派儒生的出路问题，打消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为今古文经两派和中兴大业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
“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朝廷采用试经选拔做为主要选拔制度，对朝野上下都有好处，朝廷和各方势力都能从中受益。”徐荣敲了敲案几，“诸位大人的意见呢？”
杨彪等人没有选择。
自从新经成为官学后，今古文经学两派儒生入仕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儒生们为了入仕，为了饭碗，最后只能忍痛割爱，放弃自己研习的经学，转投新经学的怀抱。这种情况如果一直得不到改善，要不了多长时间，今古文经学两派就要人才凋零，成为历史了。
现在门阀世家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首先就要保住今古文经学，然后要保征研习这两派经学的弟子能够得到入仕的机会，而且是和新经学派的儒生们一样的入仕机会。要想达到这两个目的，九品官人法的确不行。如果今古文经学凋落了，弟子门生们都跑了，做老师的到哪里选拔人才去？总不能举荐新经学的弟子入仕吧？
“丞相大人眼光长远，考虑的都是安邦定国的大计，我们能有什么意见？”荀攸的话里带着几分嘲讽，几分无奈，也有几分苦涩。
“我们没想到的，丞相大人都想到了，我们解决不了的，丞相大人都解决了，我们的确没什么意见。”陈群拱手说道，“那么，丞相大人的屯田戍边之策又做了什么改动？”
长公主走了，黄猗的案子牵连越来越广，李玮如今占尽了优势，但他一反常态，连续对刑律和选拔制度做出了有利于门阀富豪们的修改，为什么？显然不会是为了讨好门阀富豪，而是要逼着他们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
“现在不叫屯田戍边之策了。”徐荣把堆在案几一侧的文卷推给了陈群，“丞相大人说，现在叫垦田戍边之策。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差之千里啊。”
当天晚上，太傅府灯火通明，车马川流不息。
长安城中的门阀世家、大儒名士、商贾富豪们蜂拥而来，商讨丞相李玮推出的最新改制之策。
最新的改制之策无论是长远利益还是短期利益，都很有利于门阀世家，因为试经选拔制度最终确保了今古文经学的地位。只要今古文经学能够得以持续发展，门阀世家的地位就能持续稳固，继而他们的权势也就能代代相传，那么其它的相关利益也就能得以巩固和增加。唯一让众人感到十分不满的就是李玮乘机狠狠“宰”了他们一刀。
杨彪、袁耀等大臣做了一番劝说。
现在应该回头看看过去。十几年前，当董卓祸乱社稷之后，大家就象草芥、蚁蝼一样，不但财富尽失，连生命都朝不保夕。如今能有这样的日子，应该知足了，应该对朝廷有所回报。如果还是想不通，那就再回头去看看二十年前，当李弘在西凉血腥肃贪的时候，他在子秀山大营一次就杀掉了几千人。后来，他在河东肃贪，在晋阳肃贪，哪一次不是杀得血流成河？这次幸好大将军不在长安，否则就凭黄猗这件案子，大将军至少要砍掉一万颗人头，那时不要说财产，就连尸体都要喂狗。
“此事千万不能拖了，如果一拖再拖，等到殿下把大将军请回来了，那大家全部完蛋。”
没人再说话了。
十月二十，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商议国事，五位在京的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