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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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的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