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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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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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