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大宋-第7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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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鼓励其他百姓或商贾举报，一经核实，官府对举报人保密，并且从其罚没的商货与罚金中抽出一半，以做奖励。用此来一个全民监督。
但还没有完，如果任何邸店接受无朱钞（场务开的收税凭据）商货，或者朱钞份额明显不足，等同漏税商贾惩罚，也就是除了刑罚外，同样要处以罚物罚金。
如果外戚与士大夫有家人行商者。须本人写下证明并且盖上印章，由各场务保留其有印章的本人证明，另外紫钞。税赋减半。
比如文彦博家的管事去买或卖一批货物，必须文彦博本人写下证明。再盖上文彦博的印章，然后税赋才能减半。
够客气了，但到时候文彦博是否得写这个证明呢？
难啊难……老文一定会头痛万分的。其实这才是一个梗……！
同时各市舶司榷香只要榷其商贾的一半商货，为何有这个补充，实际是宋朝的榷香制度是霸气测漏，香料要专榷，玉石珍珠也要专榷，连挂钟都要专榷。因此导致了与彼岸产生矛盾。
然而这是彼岸，实际各个海商不可能将这些香料玉石交给市舶司专榷的，往往八成以上，都通过走私渠道流入民间。
反正以前宋朝的商税是一个大黑窟窿。
可面对这种史上最严的商税制度，等于从陆地各个源头将走私渠道掐断了。因此要拂平海客的情绪，所以才有了这个制度，一半归市舶司，实际就是归内库专榷，一半交给海商自己出售。
这道制度印了几万份，发散下去。张贴于各个场务、州衙县衙与闹市街头。
至于它能不能做到真正的齐商税，或者会产生多少纠纷，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王巨现在“发疯了”。没有一个人敢抗议。那就执行吧，或者说贴一贴，是否执行与本官无关，那是胥吏的责任……
各有各的想法。
然而王巨第二道诏令下来了。
从此以后，朝廷免掉所有宽剩钱，同时因为房宅与大牲畜不计入户等，导致许多户等下降，免役钱同样因之减少了一百三十一万贯。实际算起来宽剩钱同样也减少了不少，然而那都全免掉了。就不用再说了。
因此朝廷自此以后，每年拿出三百万贯钱。将这个减少的免役钱填补起来，余下的则用来增加各胥吏差役的薪酬。这样分摊下来。每一个长役，一年基本可以提高四贯钱的收入，短役每天则能提高二十文到三十文。
虽然还不能保障一家人的温饱，不过肯定能改善其原来拮据的生活。
同时又拨出一百万贯慈助贫困州县或者一些特殊的州县。
比如陕州，本来就是多山少平原地区，再加上一个三门漕运，将百姓坑苦了，因此越穷困就越穷困。执行了免役法后，这个情况仍没有改观。
因为贫困，征不到多少免役钱，免役钱少，差役数量又庞大，那么摊派到差役身上的薪酬也就少得可怜。张方平反对免役法，并且用西川的一些情况来做证明，那也是事实，可是主要原因一就是缺少货币，二就是这些地区极度贫困，百姓因摊派了免役钱增加了压力，可是差役得到的役钱却少得可怜，大家一起继续活在苦海里。
所以这一百万贯钱就是用来改善这些州县的。
这道诏令惊动了一个大佬。
致仕后在老家应天府养老的张方平看到后，立即来到京城。
见到王巨后，张方平立即问道：“王子安，未来银行司一年可能会得到多少盈利？”
“张公何来此言？”
“王子安，你撒了不少钱吧。”
在这个时候，论真正懂经济的大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方平，一个是薛向。不过薛向死了，张方平因为与王安石较劲，思想变得激进，王巨明知他就在应天府，离京城很近，但也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但这个大约的账目，对于张方平来说太简单了。
就象第二道诏令，当然，一下子就将他以前所说的西川免役之苦解决了，可这是用钱来解决的。朝廷拿出四百万新贯，相当于五百余万旧贯。而原先朝廷每年宽剩钱就接近了五百万贯，一进一出，朝廷等于损失了一千万旧贯。
还有呢，青苗贷没有了，又是近四百万贯的损失。
房宅税没有了，虽然这个少，只有几十万贯，然而实际不是几十万贯，朝廷免了，胥吏就要想办法从其他方面伸手了。或者直接于官府账目上造成透支，再加上未来一个官房租赁、牛租赁收入，这两项弄不好。就会造成三四百万贯的损失。
户等下降同时还对两税也会产生影响，至少会造成五百万（束石匹两贯）以上的损失。
好了。简单地算一下，两千多万就没有了。
无疑，百姓会因此而松了一口气。
然而国家需要支出的，这边放了，那边就紧了。如果银行司的收入跟不上去，那么只好认真的执行齐商税，如果真的认真执行这个齐商税，等着闹吧。
“张公。请用茶，”王巨将琼娘沏过来的茶递给张方平。
张方平呷了一口茶，又道：“子安，齐商税可以，但切莫太认真。”
王巨对张方平是用尽量回避的态度，不过王巨也想错了一点，那就是张方平与司马光富弼他们关系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庆历新政时，张方平同样是一个独行侠。
因此这次富弼之死与富弼那封信闹得这么大，张方平呆在应天府吭都没有吭一声。
王巨说道：“张公。你认为我有能力太认真吗？”
“请详说。”
“我先说前段时间那些乡绅，以我之意，最好将其一半人斩杀。以惩戒天下高利贷恶商，然而最后呢，如果不是梁焘利用富公那封信将我逼到极致，甚至这些人我打算一个不杀，以至黄中丞都对我有了意见。”
“你是说到时候会震慑一下，尽量的齐商税？然而也不妥啊，仅是震慑，还是征不到商税。如果是认真的……”张方平没有说下去了，王巨懂的。
想靠震慑。不管用，但认真地执行。等着闹吧。
这也说明张方平是有备而来，说不定他在家为此琢磨了许久。
“是啊。所以看上去很难，包括介甫公，他都敢执行方田均税法，也不敢碰商税。”
“你知道就好。”
“但也无妨。”
“哦，说来听听。”张方平好奇了。
他可不相信王巨能解决这个难题。
“张公，为何我在诏令里写着紫钞？我将行商的对象甄别一下，各州县的中小商人，他们是如今征商税的主要对象，各州县的大商大贾，这些商贾在本州县内，无人敢征，但去了外州外路，有点不大好说，真正的权贵外戚与士大夫，那是在全国之内，没有任何场务敢向他们征税的。中小商人问题不大，各州县的大商大贾也勿用害怕，为什么他们敢冠冕堂皇的逃税，主要是逃税的人多了。因此最主要的就是权贵外戚士大夫！”
“王子安，这也是最麻烦的。”
“嗯，张公，我说一件事，你是景佑元年录取的进士，那时候的物价与现在的物价相比如何？那时宋朝的经济人口与现在相比如何？但为何商税一直停滞不前？若稍稍加重，各小商贩立即怨声载道？实际原因简单，也就是逃税的人越来越多了，虽然商贸交易数量在增加着，甚至与景佑年间相比，翻了两倍，然而略一增加商税，只能增于中小商贩身上。这个趋势好吗？”
张方平无语。
只要王巨不胡乱敛财，又能讲出一个道理，他也不会蒙蔽良心说不妥的。
“但这个外戚权贵（不一定是高曹二家，包括驸马郡马以及宫中贵妃嫔的娘家，还有一些功勋后代）与士大夫却是最大的麻烦，故此我授意紫钞，税赋减半。与士大夫相比，他们不在乎名声，反正我朝对外戚限制得比较严格，不可能位居高官了，况且同样的一件瓷器，若是平民百姓，胥吏可以定价为一贯钱，然而是权贵外戚的，说不定只能定价六七百文钱。不过就是这个一半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的税赋，他们也未必想交。然而这个不要紧，如果我暗中让人放出风声，让其他商贾交纳一些钱帛，挂于他们的名下，那会是如何？”
张方平眼睛一亮。
他会意王巨意思了，如果有人出钱帛挂于他们名下，那么他们等于还是免税，或者仅交少量税赋，那肯定不会太反对了。
至于朝廷的商税，也没有损失，能与这些贵主们走到一起的，若是在以前，那个场务敢征税？
至于这些人心中会不会有怨气，那不用太在乎的，况且现在给了他们一条同样轻税的路子。那么只要交了，那怕就是一半或三分之一，也比以前什么都不征强哪。
外戚权贵这一节难度渡过去了。
“再如士大夫，表面上看士大夫好名声，不碰利字，更不会将这个把柄留给朝廷，因此必然反对，实际不然。我同样打一个比喻，就象富公，他有兄弟六人，聚居者三人，富公三子，富鼎三子，富姡樱蟀胍远饕裎佟Ｖ氐闩嘌呖梢圆慌稣飧鲂绕侵氐闩嘌撸幢憬约河≌赂窃谥っ魃嫌钟泻畏粒俊�
其实史上富家在富弼活着的时候最是盛隆，但富弼一死，加上富弼为了修那个奢侈的庄园，将家中的钱帛几乎消耗一空，于是整个家族都开始走下坡路了。以至富弼的夫人晏氏看到家族中有急难者立即出其所有济之，后来新党上位，富家就越发地走下坡路了。因此富鼎之子富绍荣对新法熟究而力行之，富弼之孙富绍庭次子富直柔攀附辛道宗兄弟以进，被他人与家族里的人讥为两人不类父风，攀援以进，搜刮羡余。然而富家的后人当中最有出息的就是这两人。其实没有办法，如果不“攀附”新党，在新党打压下，失去了权势，富家会整个完蛋的。并且这两人官声真的很不错，特别是富直柔，连秦桧都敢顶撞的。
反正这理儿，这黑白，在这几十年整颠倒了。
但对王巨不清楚了，他也不是说富家未来如何，只是举一个假设例子罢了。
张方平却听了出来，倒吸一口冷气：“二桃杀三士？”
象文家富家王家这些官宦世界，容易解决，反正子弟多。
但那些子弟少的士大夫人家呢？
到时候说不定就演变成他们内部的争吵，王巨就好搬起板凳看好戏了。
“也不能这么说吧，难道这些人真的离不开这少许商税？然而只要他们交了，国家财政宽裕了，就可以拨出更多款项，周济贫困百姓了。那么大宋就会渐渐繁荣富强。”
张方平在沉思。
“张公，而且我知会了官家，连官家都将要授意皇城司中可靠的人，秘密散发着这条消息（指让其他商贾将商货挂于外戚权贵门下，或者官宦世家派一个代理人做牺牲品半减税赋）。”
“官家？”
“怎么办呢，谁让现在士大夫越来越虚伪，现在皇上都公开出面，让他们合理地利用规则避税，如果这样还反对的话，当真是宋朝欠他们了？”
不是阴谋，是阳谋。
何谓阳谋，就是能公开说出来的计谋。
张方平越想，神情越古怪。
“张公，我看你老人家老而弥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