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3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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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37年、1638年左右的时候，在复兴党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切企业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是党委不假，可是党委的工作更多的集中在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监督和推动企业对先进技术和先进制度的投入上了。
而代表工人们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现在除了对工厂的财政的监督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以外，怎样更加有效的，更有快速的，更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怎样给企业的产品找到更多的销路的问题，变成了工人代表们最关心的事情。
人民过上了好生活不假，可是人民总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人民过去能够吃饱穿暖，有个住的地方就很满足。可是在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人民又觉得吃自己应该顿顿都能吃上肉，天天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住上更大的房子。
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己家应该有一台收音机，有两辆自行车。
在这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家应该再有一台唱片机，有一台摩托车。
在这之后，人民还会觉得自家应该有冰箱、有电话、有汽车。
再以后，人民可能会觉得一家有两辆汽车，自己开一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再开一辆。
甚至等到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两架旋翼机是很必要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到现实中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制度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工人就希望自己的企业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盈利。
因为只有这样，工资和分红直接和企业的盈利相挂钩的人民群众，才能买上好衣服好房子，收音机，唱片机，摩托车。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人民群众希望开着自己的旋翼飞行器上班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企业就不得不把产品卖到月亮上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王书辉在东北和华北考察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人民群众对于中华帝国对倭国动手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的支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外国封建统治者是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受阻的主要原因的概念。
对于那些国营工厂和农场的工人们来说，在国内的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应该为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增加服务。德川幕府里那些反对中国产品销售的反动派，需要为他们阻碍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这一步，中华帝国对倭国的德川幕府，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华夏4335年、西元1638年年初，王书辉回到新京特区。随后，在复兴党‘中央的指示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就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军事计划。
一个叫做“本州解放”的军事计划，很快就出炉了。
第489章 、进入倒计时的南明
空口白牙的讲理论，这么做是没人相信的。
但是讲理论的同时，随着理论而来的政策和制度能够实实在在的给人带来好处的话，那么不管这套理论有多么惊世骇俗，只要这套理论能够实现自洽，大部分人就是都会接受这套理论的。
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在后人看来并不怎么高深和复杂，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内容。王书辉自己的水平有限的同时，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那么深层次的实践，所以王书辉选择的也是很简单的能够和这个时代的人的认知能力相适应的东西。
总的来说，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以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世归一律》和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物一统律》为基础理论，然后结合各种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基础的进化论内容的《物竞天择律》为框架，推导出工业生产胜过手工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胜过小农生产的工业化思路，最终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清楚，推出最终的必须以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己任的工业化政党理论。
这一套理论在制度上的体现，一个是坚持复兴党领导国家，一个是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作为现代人，王书辉即使对很多理论有着比较明确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就他本人的能力来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书辉能够做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把后世的东西拿到这个时代来用。
不过就他的个人能力来说，前三十年的理论和思想虽然是他比较喜欢的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先进性的理论，但是他和他领导的复兴党驾驭不了这套理论体系。
当然了，他也不会真的就把那一套让江山变色，让人民遭殃，制造了一大帮打着精英主义招牌的利益既得集团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特色理论体系全面的照搬照抄出来。
他站在左面偏右的立场上，对这一套理论相当的警惕。所以他才会把复兴党的肃委会、纪委会，设置到和国家审计和统计委员会、国家财政和计划委员会同等的，国家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机构的高度上去。
特别是即使为了让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为整体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复兴党中国的经济活跃贡献力量，但是复兴党对于那些在复兴党的反封建革命中表现的比较顺从，身上没有血债，没有民愤，能够被动和主动的将土地上缴，主动和被动的将自己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爱国资本家们，态度仍旧是非常的惊醒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要从事轻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虽然没有反封建革命的对象封建地主阶级的遭遇那么可怖和凄惨，但是因为他们的脱胎于这个阶层，复兴党还是在政治上给予了他们一种完全可以说成是歧视性的待遇。
即使这些民族资本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复兴党的《人民（工人）权益保护法》的束缚，不能对他们的工人进行严重的剥削了，可是从经济上，他们要和实力强大的国营企业竞争（复兴党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公平的。他们为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竞争提供了最公平的环境和政策。当然，即使如此民族资本家也别想获得复兴党的政策倾斜。）。
在政治上，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复兴党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两口（孩子都是国家抚养的）之家的规模异地分居的话，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福利政策。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够在复兴党中国获得任何的政治权利。
因为复兴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他们被这样对待，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了，这种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些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子孙，一是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军人、科学和技术研究人员等等的权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族资本家作为有钱人是值得羡慕的。国家也允许普通国民自主创业，自己经营企业和工厂、商店、第三产业等等。可是这些人在经济上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却被全面的剥夺了。
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当资本家确实可以挣很多的钱，但是因为资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权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对有钱人的时候，还是能够非常的心平气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复兴党对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也进行了限制。这个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资本家参与海外贸易。毕竟早在1632年左右，长江商团（包括秦氏商团、枝江商团、松滋商团、武昌商团和金陵商团）就开始全面参与海外贸易了。但是凡是参加海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则必须接受复兴党的财物监督和工会监督。
具体的说就是，所有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四马分肥”的政策。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将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公方（一般为银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组成）。公方不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组织工会，维护工人的“人民权益”。
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即分为国家所得税（10％）、企业公积金（20％）、工人福利费（20％）、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大约50％，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不要觉得复兴党这样比较强硬的介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有多么的不公平。实际上，国营企业在国家所得税的上缴上高达30％左右，同时国企还要接受党委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两重监督。在企业公积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也要比私营企业高的多。其中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方面支出达到总利润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达40％。
所以说，如果把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和民族资本家进行比较的话，国家从国企的利润中也只能获得30％，而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通过“四马分肥”获得高达50％的企业利润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失败的话，那么资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产了事。国家是不可能为他们兜底的。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家放开了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投资设厂之后，无论是那些从事轻工业的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忙不迭的跑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华帝国藩属国去投资设厂的现象。
毕竟中华帝国对目前阶段藩属国国民设定的最低工资，即使对藩属国国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但是和国内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非常纯粹，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工限制的超级廉价劳动力。
目前阶段里，那些接受过当地中华帝国驻军一年左右的简单纪律和组织培训的朝鲜人和倭国人，就是中华帝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最喜欢的用工对象。
截止到1638年，中华帝国在南中国海各藩属国的企业，几乎每年都要吸引几万名朝鲜和倭国归化民到南中国海地区就业。
当然了，如果说在复兴党治下的民族资本家已经挺不容易了的话，南明伪证府治下的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大地主和封建手工工坊主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南明伪政府的所有权力，把崇祯皇帝彻底架空的江南文官官僚集团建立的手工工厂具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日子远没有后世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那么滋润。
固然，这个时代的江南封建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像“蒋宋孔陈”一样，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掌控金融、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了大量的垄断性质的手工工厂。但是，一方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