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的种子三国-第2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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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羯人、匈奴人每天都被魏军监工、汉化匈奴监工们逼迫得终日干活，疲累不堪，仅有的休息时间里，那些僧人日复一日的讲经论道，给他们洗脑，终于成功地把他们驯化成佛祖的信徒，每天早上念上一段经文后，便无怨无悔甚至很虔诚地做起繁重的劳役。
这当然是魏延的授意，他知道人在身体最疲累的阶段精神力也最脆弱，最容易被洗脑，派那些善于洗脑的僧人给这些胡人洗脑，让他们死心塌地为汉人修路筑城，而不是一刀两断地把他们便宜地斩杀，算的是佛祖的大慈大悲。
魏延用佛教来驯服这些桀骜不驯的胡人，正是受了历史上羯人领袖石勒礼佛的启迪。
五胡乱华时期，是华夏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段灾难史。杂胡大规模内迁，伴之是挥向汉人的屠刀和铁骑，数十异族政权走马灯式的建立和更迭，每一次都伴着种族仇杀，对汉人的大规模血洗，以致衣冠南渡，中原汉人濒临绝种，十室九空、千里无烟、白骨蔽野，虎狼塞路，并非夸大之词。战乱、繁重的赋役、兵役和千古罕见的饥荒天灾，使无数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这时主张业报轮回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果循还的的教理恰符合当时人们今生为苦，冀望来世的生**验，而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里寄托的港湾。
杂胡入主中原，并迅速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纷纷建立政权，但在其所占的广大北方地区，仍以汉人占多数，这些杂胡皇帝们苦于汉民反抗意识太强，就急需一个属于自己的用于统治汉人的思想工具。作为一个西来胡教，那么佛教显然最合适不过，其完全能迎合胡人入主中原的心态，宣扬佛教正可以让汉民傻乎乎地觉得以后可以到来世讨说法，而不再纠缠于今生中的得失，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于是乎佛教成为外来胡族奴化钳制汉人思想的工具。
佛教虽然在汉代就进入某个国度，但与某个国度本土文化冲突太过严重，与儒道名教的观点完全不同，因此直到西晋末年，汉族政权都有汉人不得出家为僧的禁令，而只允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也就是仅仅流行于旅华西域胡人之中，而汉人一律不得信仰佛教，因而在汉族中一直没有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东晋五胡因为自己不是中华人，而佛教是胡教，为消灭华夏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及瓦解他们反抗残暴统治的信心，所以推行佛教，如羯族建立的后赵、羌族建立的后秦、氐族建立的后凉，匈奴人建立的北凉，以及北魏的大多数鲜卑皇帝等等都大力推行佛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特别是羯人首领石勒建立的后赵始，打破汉人出家的禁忌，汉人多侍佛奉佛。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化恶就善，“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使汉人们相信所面对的种种，是合理的，是正常的，是前世修福或作恶的结果，只能安于现状，甘所承受，尤其北方佛教重在宣扬律己禁欲，都极大的麻痹汉人的斗争意志，弱化了汉人的血性。
在五胡族政权的大力扶植下，佛教才开始在这个国度站稳脚跟、并迅速在汉族中蔓延开来，结果导致大批汉人改信佛教，以至后世很多汉族统治者也逐渐接受了佛教，从而成为奴役华夏民族的精神枷锁。
魏延让人请来虎牢关镇国寺僧人普净，又让普净遍请中原以及黄河以北所有寺庙僧众，前来朔州，为那些罚做苦役的羯人、匈奴人讲经诵法。
那个普净便是演义上在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中，在汜水关遇到的那个提醒他小心卞喜的僧人，这个普净后来云游天下，来到甘泉山，在那里结草为庵，见证了那个关羽的显圣。
当然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甘泉山显圣都是罗贯中的灌水，根本是无稽之谈，但那个普净却真实存在，那个镇国寺也确实存在，但不懂地理的罗灌水却把虎牢关、汜水关这个同一个关却在不同历史上有不同名字的关隘写成了两个，而东汉时期只有虎牢关，普净便是虎牢关镇国寺的普净。
东汉有汉人不得出家为僧的禁令，显然普净不是汉人，而是汉化的月氏人。
普净从其他地方请来的僧众，也没有什么汉人，都是天竺和西域其他国度来中土苦逼地传播佛教的人物，算是达摩的前辈。
魏延都懒得接见这些秃驴，但为了鼓励他们愚化那些胡人，魏延还是强忍心中的厌恶，厚礼接见了他们，厚赐他们许多金银，同时指出他们的佛教之所以一直被汉人抵制，是因为他们是从天竺传来的宗教，是胡人的宗教，若是不能让胡人信奉，也说服不了汉人。
普净这些秃驴恍然大悟，决定先去努力给那些被魏军强制奴役的羯人、鲜卑人、匈奴人讲经诵佛。
佛教核心理念是禁欲，是严重缺乏反抗精神、进取心的宗教，被这样宗教理念洗脑的胡人，会丧失掉他们根子里面对大汉花花世界的觊觎野心！
之前那个屡次打得大唐溃败横行高原不可一世的吐蕃人之所以一蹶不振，在唐朝以后对汉人无法造成威胁，就是因为文臣公主给他们带去了佛！
之前那个横行欧亚大陆的蒙古黄金家族之所以凋落甚至沦为满清人的附庸，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信仰了佛教！
后世任何一个全民信佛的国家地区都是没有发展希望的地方，因为那些人失去了进取心。
那个全民信仰佛教的泰国的某些男子甚至失去了男人最起码的对女人的进取心，说来一点也不奇怪，反正对僧人而言，那玩意长着也没用。
魏延望着这些秃驴们远去的背影和闪闪发光的脑袋瓜，不禁仰天大笑：“那些不肯汉化的胡人，在这些秃驴张开嘴巴的一霎那，你们已经完蛋了。”
魏延派普净等一些僧人给那些没有资格被汉化而只能给汉人修路筑城的羯人、匈奴人、鲜卑人讲经诵法宣扬佛教。
半年后，那四十多万原本桀骜不驯时时想着反叛的胡人都信奉了佛教，都觉得现在受的苦都是上辈子他们做过的恶所应该受到的惩罚，都心甘情愿地修路筑城，做着汉人不愿意做的一切繁重劳役。
那些信奉了佛教的胡人情绪都非常平和，逆来顺受的气质让魏延看了分外开心，同时也异常警惕，警告普净等僧人不得给汉人传扬佛教。
他下了密令，所有给汉人诵佛的僧人一律处死，所有信奉佛教的汉人都被贬斥为胡人，因为他们信仰了天竺胡人的教派，背弃了汉人根本信仰，数典忘祖。
在随后的日子里，普净等僧人不但继续给胡人宣扬佛教，还在胡人里面发展僧人，继续给那些拒绝汉化或没资格被汉化的胡人传扬佛教。
普净等人根本没感觉到佛教的消极之处，他们只看到那些本来杀掠成性的胡人在他们这些僧人的感召下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都成了清心寡欲逆来顺受的现世佛了，大受鼓舞，他们都非常感谢魏延给他们指点迷津，让他们突破了佛教东来一直不得发展的禁锢。
第409章 【改善信仰】
虽然普净等僧人帮助魏延在愚化胡人上立下了大功，魏延却只给他们一些金银的赏赐，只给他们在那些胡人聚集区设立狭小的僧庙，从来不会拨给他们僧田，更不会在那些名山大川风景秀美处脑残地给他们修建名刹，更不会让他们蓄养僧兵。
因为魏延知道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佛教失控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
在南北朝大动乱时期，杂胡政权解除汉人政权的禁令，强迫汉人信仰佛教，用佛教从思想上俘虏华夏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他们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华夏人，寺院放肆扩展，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广阔的僧田，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
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三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两百万之巨，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又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占据了大量的良田。
在张角太平道暴乱失败之后，道教遭受官府强烈抑制，也是佛教兴盛的一大动因。
魏延可以用严刑峻法来限制自己同胞不要去信仰不入流的消极思想，但这毕竟治标不治本，治本方法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积极向上的宗教，来取代佛教道教，甚至成为大汉的国教。
在此之前，魏延曾做过许多超越时代的创举，军队编制、军衔制、严肃军纪，搞来搞去，每天让各级参军对各级将士做宣讲会，做频繁的思想指导，但魏延心里还是惴惴不安。
因为，他发现，跟后世那个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具有世界第一的战斗意志的军队相比，他麾下嫡系部队差距还很远。
究竟魏军这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和现代军队差距在那里呢？
武器装备不同只是外在表现，纪律其实也只是外在表现，靠魏延自己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日后招募更多的军队时，征战更远的地方时，纪律靠什么来保证？靠外在的宣传和刑罚是远远不够的，军队纪律的来源应该以内在为主，外在为辅。
内在是什么？是信仰。
一个军队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为之可以拼命牺牲的目标，一时半时维持起来的纪律是不会久长的。
后世的革命先烈击败日寇、白军、美军、越军、印度军，几无败绩，靠的就是有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信仰，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会听话，才会拼命。
当年的天平天国自天京之乱以后一蹶不振，不是因为死了一些将领，而是洪秀全自己带头摧毁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国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宗教就是邪门教，但邪门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军在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训练条件下能够狂踩八旗和绿营，甚至能够在军事天才石达开的带领下击溃曾国藩的湘军。
但是，天京之乱证明原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群野心家编造出来的忽悠下面的人为他们卖命的，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都不相信了，太平军的士兵们也没信仰了，结果尽管有天纵奇才陈玉成、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难以挽回溃败之势，一代英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魏延特别研究过，近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那么嚣张那么厉害，除了坚船利炮火枪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呢？
答案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主国家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近代以来最疯狂的侵略者，世界几乎所有大屠杀的刽子手，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精英民主，虽然集团政治的精英民主较之于集权政治的个人独裁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