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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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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上的熏陶并不能万全,268年他还特意在洛水之北扶犁三次,以示重视农业,稳定民心,引导他们更加辛勤地劳作,为国家繁荣富强尽一分力。

    政事上面也有相应举措,比方说在266年下诏文武百官对皇帝的命令有异议的可以上书提意见。

    但所有这些动作,从之后的发展来看却只是表面文章,于当时薄凉的风气并没有太多帮助。虽然司马炎自己感觉良好。

    267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能解释这个问题。

    本年,京幾卫戍总司令李憙弹劾洛阳的一个县长刘友、前任朝廷秘书长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和副行政长武陔侵占稻田,请求免除司马睦和山涛的官职,武陔已死,请求废黜其谥号。

    结果,司马炎只下令重惩刘友,而对于其他两个活人和一个死人,则连一句口头批评都没有。虽然接着下令提拔李憙为太子的师傅,但对于此事的处理着实暴露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一只苍蝇和一只老虎同时犯了同样的错,但作为帝国领袖却只拍死苍蝇而放过老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的处理尚且如此,其他事务可见一斑。

    司马氏虽另立新朝,但实际跟曹魏另立新君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晋王朝建立之前,司马家族已经做大做强,王朝的根基没有变动,问题出现在当朝的权贵们,他们的心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比一群脏兮兮的鸡突然机缘巧合到了枝头,便真的以为自己是凤凰了。

    不自信有时候并没有多可怕,因为只要你是块金子,虽然你说自己是石头,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终究有大放异彩的机会,可是——不自知,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明明就是块破石头,非要充金子招摇过市,最后只能沦为一篇笑话。

    晋王朝的领导班子直到亡国都没能认清自己,总是有着奇怪的优越感,完全看不到自己屁股下面究竟是沙发垫还是火药桶。也许这也是很多王朝的通病吧,总是缺乏危机意识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又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缺陷。

    (本章完)

第3章 朝政格局() 
虽然有着很多潜在的和表面的问题,但这仍旧不能妨碍司马炎的热情,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用说新皇帝了。晋武帝司马炎刚从曹氏手里接过大权,自然是要全身心地干出点事业,除了稳固政权以外,还需要有一记大手笔方能真正确立权威。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真正做完一件大事,之后的心理变化是人所始料未及的,而一件大事终了也并不能阻止其他大事的发生。

    摆在西晋王朝面前的首要大事就是国家统一,易言之便是消灭孙吴。

    对此,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曾有论断,据他说古往今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皆无忧患,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外部威胁解除之后,内部的问题肯定就会显现,就西晋王朝当时的局势,留着孙吴作为警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种说法本身并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但司马政权的走势却真的被山涛言中,孙吴的亡国标志着晋王朝正式走上了下坡路。

    这一标志出现在280年,那已是司马炎登基后的第十五个年头。

    十五年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王朝,都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当时的孙吴因为末帝孙皓的残暴统治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所幸有长江这道天然屏障,并不致很快亡国,为此,晋王朝等了十五年。

    和一些自主创业的王朝不同的是,西晋并没有励精图治的阶段,即便是刚立国,朝堂上下洋溢的也不是如何改善民生、强国强政的氛围,反倒是各种勾心斗角。

    这种现象倒也不难理解,本身就是靠着阴谋诡计上位的,上位之后能自动漂白的人能有几个,多数会变得更加阴险。

    皇帝司马炎与弟弟司马攸之间首先就不能完全亲密无间,至于权臣之间更是明争暗斗,里面斗的最凶的就属贾充和任恺。

    贾充在朝堂上是个极其特别的存在,毫不夸张的说,没有贾充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晋王朝,但不喜欢他的人也许更多。这牵涉到一段往事,一段司马家族永远铭记但又非常忌讳的往事。

    260年,曹魏皇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的压制,愤然率领皇宫的禁卫武士和奴仆侍从杀到了司马昭的住处,当时司马昭的弟弟时任骑兵指挥官的司马伷被皇帝的威严吓退,曹髦几乎如履平地般到了司马昭府内,誓要手刃仇人,司马昭府中官兵虽多,却无人胆敢上前阻止,曹髦越发有恃无恐,加上他本就年轻气盛(年方二十),拿着佩剑大声叫嚣。司马昭早就获知消息,眼见局势不利,吓得不敢露面。

    值此紧要关头,时任中央军事总监的贾充挺身而出,但他也不敢亲手轼君,便蛊惑太子宫的随从成济,成济一时头脑发热,伸出长矛将曹髦刺死。当然后来成济并没有得到贾充许诺的赏赐,而是被屠全族。至于贾充本人,则从此得到司马家族的厚爱,官位一升再升,到司马炎称帝之后,已是国家一级上将(车骑将军)、******最高行政长官。

    当时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子师傅荀顗,高级咨询官、副总立法长荀勖,以及南越兵团指挥官冯紞与贾充臭味相投,都是些钻营狡诈之辈,在朝廷组成一个小集团,在民间的口碑极低,一些官员也公开表示嫌弃,同为朝廷高级咨询官的任恺、裴楷和洛阳市长庾纯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两方之间的较量也成了晋王朝的日常。

    那么皇帝与臣子之间是否和谐呢?答案是否定的。司马炎对于有兵权的大臣尤为忌惮,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暴走,即便是元老级重臣石苞,也不例外。

    268年,时任晋王朝最高指挥官的石苞长久以来镇守淮南,声望极盛,淮北监军王琛出于极卑劣的目的,上书诬陷石苞与孙吴勾结,碰巧孙吴率军侵略之时,石苞修筑城垒截断了附近的河流用以自保,司马炎顿起疑心,不顾中央禁军总监羊祜的劝告毅然免除了石苞的职位,命义阳王司马望前去攻击。石苞的秘书孙铄是汝阴王司马骏的好友,司马骏告诉孙铄不要卷入这场灾祸,孙铄平日里受到领导的不少恩惠,不肯独自避祸,建议石苞迅速离开军队,然后步行到驿马车站等候降罪,石苞以此保得一命,晋王朝也躲过一次浩劫,不然在与孙吴的国境线上展开内战,后果不堪设想。

    常言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里长的堤坝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蚁穴而立刻崩塌,但如果长期不能受到控制,总有一天会毁在蚂蚁身上。晋王朝后期的分崩离析与前期这些大大小小的“蚁穴”是脱不了干系的,君臣之间的猜忌不过是冰山一角,时间越久,暴露的问题也就越多越大。

    在问题集中暴发之前,司马炎至少是安全的,他仍是九五之尊,只不过给子孙们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66年1月27日,这一天杨文宗如果尚在人世,心情一定特别激动,因为他的女儿杨艳被立为晋王朝的皇后。

    武元皇后(死后的谥号)杨艳自幼父母双亡,所幸有个好舅舅,舅妈对她也非常好,因此得以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嫁给司马炎之后,深得其欢心,一共生育了三子三女,三位公主在史册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记,长子司马轨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小儿子司马柬比较内秀,虽有些才干,但比较木讷,并没有太高的声誉,至于次子司马衷,那可了不起,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痴皇帝。

    司马衷与内秀的弟弟司马柬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是真的傻,傻到会问池塘里呱呱叫的青蛙是官家让叫的还是自己要叫的,傻到当得知闹饥荒饿死百姓的时候会问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如此种种,连自己生活都难以打理,却戏剧性的接管了整个国家几千万人口,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

    267年1月18日,司马衷被立为太子,当时他只有9岁,即便偶尔傻味弥漫,也会被认作是天真无邪了,但司马炎终究没料到的是这个儿子不可能永远9岁,但真的一辈子都那么天真无邪。

    从遗传学上来看,司马炎的俩儿子都这般不机灵,估计司马炎本人也不能算是特别通透,跟贞观、洪武那些同行们差了太多太多。据其生平经历,保守一点的说法,司马炎顶多有守成之力,但绝无开世之才。

    遗憾在于,他是晋王朝的第一任皇帝。

    (本章完)

第4章 鲜卑暴乱() 
其实新兴王朝总是面临诸多问题,就看领导如何应对,这是无法避免的,正如不安分的鲜卑部落想要起兵逐鹿中原,这也是迟早的事。

    三国时期知名的谋臣武将多如牛毛,虽然在中原大地上纷争不断,但那些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终究被管理的服服帖帖,各自蜷缩在蛮荒之地不敢(这个很重要,是不敢而非不想)动歪心思。

    局势到了270年开始出现了松动。

    任何事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要弄清楚关于270年发生的一切,还得退回到两年前。

    268年10月,孙吴攻打晋王朝的江夏和襄阳,司马炎闻讯便派义阳王司马望率领中央禁卫军步骑兵2万人进驻龙陂作为声援,因为信息传递的时差加上行军消耗的时间,等到司马望的军队就位的时候,荆州督导官胡烈已经将孙吴的兵马击退。此事让司马炎印象深刻,虽没有对胡烈进行大的表彰,但到第二年分割雍州、凉州和梁州各一部分另设秦州之时,新的督导官便由胡烈担任。

    当然,胡烈能从荆州调往秦州,不单单是因为击退孙吴一事,早在曹魏时期,他就随军在西部战场驰骋过,后263年镇西将军钟会谋反,他的儿子胡渊身先士卒攻杀钟会,更是把老胡家的名气提升了不少。

    这也是晋王朝众多蚁穴中的一个,那就是任人唯名而不唯才。曹魏时期邓艾招降了许多鲜卑人散布在雍、凉之间,与汉人杂居,新设秦州就是提防鲜卑人作乱,所以督导官一职实在非同小可,除非确实有才干的人,不然在这么敏感的区域很容易出乱子。但司马炎显然在此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忽视了秦州督导官的重要性,二是迷信了胡烈的名气,总之胡烈的秦州之行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其实不只是任命胡烈这件事,著名的三字秘书也是任人唯名的典型。宰相王戎有一次问阮瞻:“圣人看重名教,老庄推崇自然,他们的内涵有何异同?”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大概没什么不同)。”王戎听完居然很是欣喜,接着征召他为秘书。阮瞻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儿子,风气使然,当时的人倒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名气与才华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有些人才华横溢可能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而有些人名气大如牛却其实败絮其中。

    胡烈不能说没有一点才干,但在处理边疆要务上总归是差了那么一点。

    那么对于到秦州走马上任一事,当事人又作何感想呢?

    如果那时候有访谈节目,主持人肯定会问:“胡先生,您对中央的任命有什么要说的嘛?”

    胡烈摆着一脸凝重的表情,脑子里估计会想很多,但最终脱口而出的可能是:“我能说脏话吗?”

    主持人难免尴尬地回应一句:“这个……咱们可以私聊。”

    胡烈大手一挥,那就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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