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之第三帝国-第3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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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俘是在夏季战役中11万德军被俘人员的一部分。在苏联自身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苏联当局根本不愿意为德军战俘们提供食物。许多红军战士们都吃不饱，更不必说老百姓们可以吃上饱饭，因此任何给曾经掠夺自己祖国的侵略者们提供食物的想法，都是有悖常理的。
在断粮几乎两周后，日需口粮终于在三四天后到达了战俘营。俄罗斯人为战俘们提供了“汤”，但这也不过就是把满袋的麦麸倒进温热的水中而已。那些对这样的条件非常不满的德军战俘们，愤怒地从身上抓出虱子，然后抛向看守他们的俄罗斯人身上。当然，这样的后果是立刻被射死。
给伤员和有反法西斯倾向战俘的食物稍微好一点：十个人分享一个面包，加上由少量小米和咸鱼熬成的汤。希望得到更好一点的待遇的想法，对德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德军战俘像老鼠一样死去。为生存而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了，想要再次看到家人的幻想也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似乎陷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只能靠纯粹的幻想而生活的世界。死亡就是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方式，在痛苦与筋疲力尽的双重作用下，飘浮失重成了唯一真实存在的感觉。而那些希望存活下去的人们，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在与死亡作斗争，不管这种斗争的支撑力量是来自宗教信仰，还是想要与家人相聚的决心。但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等待他们的，最终还是死神。
丽达向元首描绘道：这些战俘们拖着破旧衣服中那魔鬼般的灵魂，艰难地蹒跚而行，一个挨着一个。一些路过的老百姓抢走了他们仅剩的物品，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甚至还向他们扔石头。此时最好是能尽量走在俘虏纵队的前面，并且最好是能走在红军押解人员的旁边。一些路过的红军战士们不顾禁令，向这些俘虏纵队开枪扫射取乐，就像1941年德国士兵对待红军俘虏纵队的方式一样。
痛苦并没有因为新一天的到来而有所减轻，恐惧占据了德国人的心房。“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简单，”一位幸存下来的中尉这样说道，“在行军中能够自己行走的人，继续随着纵队前行。而那些不能自己行走的人，不管是因为受伤还是因为疾病，都会被射死或者被扔下活活饿死。”
“我所在的纵队，出发的时候有1200人，”一位来自第305步兵师的士兵向丽达详细叙述道，“但是当我们到达贝克托维卡的时候，仅有十分之一，也就是120人活了下来。”
贝克托维卡集中营的门口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引人注目的大字：“进入这里，就意味着抛弃所有的幻想。”
不久后，苏联政府便开始划分战俘们的种类。首先是根据国家的界限，其次是根据政治的界限。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战俘们，被划分出来安排在厨房工作，其中罗马尼亚人拥有更大的特权，以使他们能够发泄对从前的同盟者的不满。当然，等待德国俘虏的就是地狱般的生活了。罗马尼亚俘虏常常袭击那些出来为自己的小屋寻找食物的德国俘虏，并且把他们找到的食物据为已有。而德国俘虏唯一可以避免这样的掠夺事件发生的办法，就是要求看守保护他们搬运食物的同伴。
“紧接着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位德国空军军士长记述道“我们的奥地利同胞居然否认自己是德国人，他们称自己为受害者，希望以此来得到更好的待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真实地存在着。”
丽达在询问中发现，饥饿改变着战俘们的灵魂和性格，与罗马尼亚人一样，德国人也同样采取了同类相食的野蛮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生命。从尸体上切割下来的瘦肉用水煮沸，最后以“骆驼肉”的名义提供给存活的人。吃到这些肉的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吃的是人肉，因为他们的皮肤开始发红，这与大部分人苍白色的皮肤有着很大的区别。
德军缴获的一份苏联资料显示：“只有在枪口下，俘虏们才会停止野蛮的人吃人行为。”苏联当局安排为战俘们提供更多的食物，但是不称职和营私舞弊现象却使得任何措施的执行都非常的缓慢。
长期以来的体力消耗、寒冷、疾病和饥饿，以另外的方式改变着战俘们的基本人性。痢疾的流行让人们对那些因为虚弱而倒在粪坑中的人视而不见，任由他们淹死在大粪之中。只有少数人有力气，并且有想法要将这些倒下的人拉出来。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中，人们的生命根本不被重视——那怕你以前是大款、官二代、富三代还是平民。
第11节 战时党代会（）
自入夏以来，党的副主席希姆莱一直喋喋不休地在元首耳边吹风，要求在年内适当的时候召开党代会。
1919年，慕尼黑的一个阴暗的咖啡馆里，拥有7名党员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宣布成立，会议推选一名铁匠为纳粹党书记，希特勒为宣传委员。此后，党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23年，纳粹党感觉自己已经在巴伐利亚一带颇有名声了，队伍足够壮大了，需要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于是在年初举办了第一届党代会。
1924和1925因为暴动失败，没有举办。
1928年，在纳粹党构建完基本的党组织之后，以全新面貌准备参加国会竞选了，经费不足导致没能举办党代会。
而1930、1931和1932年是竞选非常繁忙的至关重要的几年，元首在德国东奔西跑的搞竞选，没有时间去搞党代会。
从1933年开始，每年都举办党代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1939年的党代会已经计划好了，依然在纽伦堡，但因为德波危机加深最终导致二战爆发，元首通知赫斯取消党代会。
进入盛夏，希姆莱的独唱演变成了合唱，不仅戈林、戈培尔同意他的意见，就连一向看元首眼色行事的里宾特洛甫都要求召开党代会，元首只得点头。
其实，李德并不是不想召开党代会，在1942年上半年，他取得了惊世骇俗的成功，正好向国民们展示一番，顺便接受他们的欢呼，主要问题是前线太忙了。
9月5日，希姆莱专程到罗斯托夫汇报党代会的准备工作。当时，元首正在房间里与鲍曼、冉妮亚和丽达下棋，希姆莱推门进来了，话里带刺：“我的元首，我准备在党的生活刊物上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亲爱的元首在前线与亲随们下跳棋’”。
李德讪笑着站起来，亲随之一的鲍曼不干了，回敬道：“你只看到贼吃肉，没见到贼挨打。下跳棋怎么啦？昨天我们到沃罗涅日前线视察部队，元首亲自钻进坦克里一个小时，连中午晚都没吃，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的。你在干什么？说不定一早就搂着女秘书睡觉了。”
希姆莱吃了一惊，急忙悟他的嘴：“昨天的事情你不能说，那不过是我的小同乡，我给她手把手地教钢琴呢。”
他忽然回过神来，眼睛发出绿光，猝然把鲍曼的胳膊肘儿扭到背后：“妈妈地，老实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监视我？”话虽然说给鲍曼，目光却在元首身上扫来扫去。
李德只得打圆场，笑言：“马丁在诈你呢。想当年让整个欧洲谈虎色变的希姆莱竟然这么容易上当。”
“现在不行了，连个人代会也开不起来。”希姆莱索然无味地放开，狠狠地挖苦元首。又怕元首不高兴，没话找话地随口问道：“你们到我什么什么日干什么去了？”
“沃罗涅日。”丽达解释，她的好心没得到好报，希姆莱变得极不耐烦起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转向元首，用埋怨的口吻问道：“党代会什么时候开？代表们都等不及了。”
“你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对我来说，那怕明天开都行。”李德故作轻松地回答。不料希姆莱马上吃了兴奋剂一般跳起来了：“啊哈，那就明天，其实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一声令下。”他生怕希特勒变卦，迅速提起电话：“戈培尔同志，元首已经同意明天召开党代会。我要求你马上启动预案，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三个小时后我们在狼穴会面。”说完逃之夭夭。
李德急忙追赶：“回来，我还有事情要安排。”希姆莱像没听见似坐上车，头也不回地向西疾驶。
“希姆莱，你个混蛋！”李德失态地大声喊叫。声音在走廊里久久回荡，从无数个房间里探出无数个脑袋，像无数个聚光灯照射在他身上，最夸张的是丽达，她一溜烟跑出来把他从头摸到脚：“怎么了？谁招你惹你了，啊——”
鲍曼从房间里踱出来惊诧地望着他，李德余怒未消地手指着希姆莱离去的方向：“这个希姆莱，屁股像着了火一样。我没说完他就跑了，奔五张的人了还这么不稳当。”
鲍曼好言相劝，希姆莱好不容易取得元首的同意，生怕他变挂，只得装聋作哑，还请元首息怒。李德一听，火气更大了，嚷嚷起来：“这么说，我在你们眼里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了？”
“当然不是，只不过在党代会这件事上，你的确变了好几次，比如二十天前”
“行了。”李德打断鲍曼的唠叨，命令大家马上准备，两小时后前往党代会地点——以前的东普鲁士、如今的德意志联邦西普鲁士的狼穴。
专机从罗斯托夫起飞，经过乌克兰、北俄罗斯和波兰，夕阳西下的时候降落在华沙，然后驱车赶往狼穴。施佩尔已经修了一条高速公路，因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抵达狼穴。
西普鲁士，狼穴。
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信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异常沉闷。
希姆莱离开元首后，一秒钟地没耽误地向其他政治局常委们发出紧急通知，按照此前商议过无数次的预案，戈培尔的总理府、约德尔的最高统帅部、里宾特洛甫的国会、凯特尔的人民议会都高速运转起来，一列列专列载着代表和高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西普鲁士名不见经传的三等小站格尔利茨。他们德国各地、从各普鲁士、从温暖的黑海、从寒冷的北极圈，从炙热的利比亚沙漠，从波涛翻滚的大西洋，从马尔他，从中亚、从波罗的海、从乌克兰来到这里，出席党代会。
1942年9月7日，由于纽伦堡时常遭到轰炸，党代会改在西普鲁士狼穴召开。主席台装扮一新，元首坐在中间，旁边坐着希姆莱，两旁是政治局常委们。他们身后是一面巨大的、放射着金光的老鹰字，两边挂着两条条幅，左边的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德国工人党”；右边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的奋斗”。
与1934年的、拍成电影的那次党代会相比，这次偷偷摸摸的党代会显得非常低调，而且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外籍人员增加，有近三分之一的党员是外籍人员，比如元首的贴身小背心冉妮亚也作为代表之一，拿着笔记本坐在纽伦堡市长旁边。这位老一辈纳粹党员作梦都不会想到，他身边的这个东欧女青年肚子里，正怀着他们敬爱的元首的骨肉。、这次党代会的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