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第17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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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在空投事件结束之后，他立刻就抓住田中久一的错误不放死缠打烂，看他那个架势大有迫使田中久一认罪伏法的意思。只不过田中久一也是个老狐狸，才不会吃他那一套，转手就将锅甩给了坦克第三师团的第13坦克联队的指挥官鸠山明智中佐，说其救援不力，才导致骑兵第四师团陷入重围遭受重创！
鸠山明智自然是不服气，努力地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但谁想到他的辩白竟然激怒了辻政信，这货顿时开始破口大骂，拍桌子发飙，要求立刻把作战不力顶撞上级的鸠山明智送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8月3日派出了宪兵去逮捕鸠山明智。
背黑锅的鸠山明智知道自己这回是死路一条，与其被宪兵逮捕送军事法庭羞辱，还不如主动点自行了断，还能保全一个所谓的气节。在万念俱灰之下，鸠山明智换了一身新军服，心境凄凉的坐在战壕外的平地上，用军刀捅入自己的腹部，在痛苦抽搐中命令副官土生太郎砍掉了自己的脑袋。
从鸠山明智的死其实也能看出辻政信的为人，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这货第一次做这种没节操的事儿了。历史上的1944年8月4日，水上源藏少将在密支那开枪自杀，也是辻政信的手笔。当时，因为远征军大举反攻，兵力窘迫的第56师团仅让水上源藏少将带了一个步兵小队及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去增援密支那。
实话实说，这点儿兵力连牙缝都填不满，自然是遭到了密支那守备队长，也就是第18师团第联队的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的漠视。哪怕是水上源藏军衔高，也指挥不动联队一兵一卒。
而面对中美联军的强大攻势，密支那守备队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辻政信亲自起草了一份针对水上源藏少将的命令：“……水上少将必须死守密支那。”
表明上看这封电报很符合鬼子末日即将降临时的口吻，但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你想想，前面说了密支那守备队长是丸山房安，并不是水上源藏，如果要死守也应该是丸山房安死守，轮不到水上源藏不是？
这还仅仅是值得咂摸的一处怪异之处，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封电报仅仅点了水上源藏一个人的名字，仅仅要求这位光杆司令少将一个人死守，既没有提水上的部队也没有提密支那守备队，这是相当不正常的！
实际上这封电报起草完毕之后，就有人以为辻政信这是写错了要求修改，但是辻政信却断然予以拒绝，并且像刘备一样忽然簌簌落泪，把周围的人都搞懵了。
那么辻政信的内心想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简单，密支那丢了的这个锅必须要有人背，否则怎么向大本营交代？按照一般的道理，这个锅应该由密支那守备队长丸山房安去背，但是辻政信很了解丸山房安的为人，知道这个家伙素有缺乏廉耻心的“赖皮”之名，到了关键的时候，这货是绝对不会死守密支那坐以待毙的，他肯定是会掉头逃跑不会去玉碎。这样一来，密支那就会变成一个大丑闻，皇军的脸面往哪里放啊！
而水上源藏不同，这个人是号称有古武士之风的“义人”，忽悠他去送死简单得多。你想想水上源藏死了，就好交代了，完全可以继续对外宣传所谓的皇军气节，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而这样一来上头也高兴也不会追究丢失密支那的责任，辻政信也乐得轻松。
如果有同志还没有看清楚辻政信一类军国主义份子的嘴脸，不妨再补充一条：接近1944年底的时候，辻政信觉得情况不是很妙，这时一贯善于逼人“玉碎”的这位高参开始为个人后路做打算了。在败退缅甸的途中，他悄悄的写了一份密信，里面夹了一张他在南京任中国派遣军参谋时去浙江奉化溪口镇祭奠蒋某人母亲的照片。
他找来被俘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谍报参谋恩义章中尉，让他捎信给卫立煌，请卫立煌转交给蒋某人。几个月后日本投降，辻政信被英军列为通缉犯，他马上假扮成和尚，化名为青木宪信逃到越南与重庆军统局派出机构取得联系，不久，他得到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密电，邀请他去重庆……
看见没有，什么玉碎什么成仁都是军国主义份子忽悠傻逼的，真正的大忽悠一贯是说一套做一套死道友不死贫道。关于辻政信的故事就暂时说到这里，让我们继续看鬼子的动作。
因为空中救援失败了，而鸠山也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辻政信的奋作战得以继续，只不过此时辻政信再也不提什么救援骑兵第四旅团了，转而规划起“全面大规模的歼灭作战”，准备用华北方面军的几个师团重创八路军，至于具体的战法那也是很简单，就是猛打猛冲。
那么这管用吗？实话实说是不管用的，今非昔比的八路军越来越轻松的抵挡住了鬼子的猛攻，然后暗地里积蓄力量准备反击，反正一场歼灭战是迫在眉睫了。
而就在此时，华夏国内的局势有点儿意思。前面说了刮民党是同时开了两线作战，西线在云南打通交通线，东线是豫湘桂一溃千里。当然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刮军的损失都是相当的大，为了补充实力，也为了今后的****大计，在蒋某人的默认下，刮军又一次发动了其最擅长的技能抓壮丁！
赵明亮是黄埔第六期生，是贵州贵（阳）毕（节）师管区补充兵第一团上校团长。可能有同志闹不清楚什么叫师管区，所谓的师管区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刮府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之后的产物。当时刮府的军政部设立了兵役司（1939年改为兵役署，1944年再改为兵役部）负责全国的征兵事宜。
而兵役司则在全国各省划分征兵的区域，也就是师管区，其作用类似于t共建国后的军分区。主要的职能是负担后备军组织和动员，区别是规定每个师管区配属给一个军，即该师管区作为这个军的补充兵员固定区域。其实这个搞法很类似日本的“乡土部队”，说白了就是盗版日本的办法。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赵明亮呢？原因很简单，当时这位补充兵上校团长带着两千多抓来的补充兵（也就是壮丁）送到一线去补充损失，一路走到怒江前线的时候，还剩多少人呢1300余人，这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几乎损耗了壮丁的35％，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惊人的！
按照赵明亮的回忆，毕节当是贵州的大县，人口有五六十万，按照通常比例，符合兵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6万。可是到了1944年，毕节县服役人口有多少呢？五万余！也就是说毕节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征兵的阀值。按照道理说应该修养生息了，可当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赵明亮说，当时上峰军管区和师管区给毕节下达的壮丁指标是每个月1千人，完不成任务就要遭受处罚。怎么办呢？就只好随便乱抓人了！
当时在毕节只要看到青壮年就拖进兵营，把什么“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等规矩全部丢到了九霄云外，只要够条件的绳子一捆就拉走。一开始还仅仅是欺负乡下人，只抓泥腿子，到后来连城镇居民也难逃厄运，征兵官直接冲进商铺抓店伙计，或者跑到工厂里抓工人，反正只要是个人就抓。
为了躲避兵役，当时不少青年男子把自己的胳膊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44年，贵（阳）毕（节）师管区冲进一家工厂抓壮丁，结果被工人们知道了，然后工人们把征兵官放进工厂后将大门关死，就在厂房里跟征兵官打了起来。结果工人被当场打死四十余人，接着又判了十几个工人死刑，最后征到了8个壮丁。
好家伙，你算算看，为了这八个人掉了多少个脑袋，而这样抓的壮丁能认同刮民党的军队？
可能又有刮粉要说了，抗战光荣，这些壮丁不愿意为国效力就是该死，就该杀！事实又真是这样的吗？当年的劳苦大众没有那么不堪，他们虽然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是保家卫国的勇气还是有的，至少是具备最基本的爱国情操。
而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是抗战，八路军、新四军不用抓壮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也能发展壮大，广大农村青年还踊跃参军。而到了老蒋那里则完全掉了一个个呢？真正让他们对参军畏之如蛇蝎的，还是刮军那糟糕的风气。
根据赵明亮回忆：新兵进了教导队，那就等同于是进入了虎口，刮军的那些魔鬼教官的理论是：“新兵都是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不知道军法的厉害，就会像在家的时候一样，吊儿郎当，那还怎么能让他们养成服从命令的好习惯呢？而且在教导队对他们太‘松’，日后进了部队，遇到严厉的长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手上有了武器，一旦心怀不满，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常言道：慈不掌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都刻了‘死’字，自然是棍棒底下出好兵了。”
按照这一套理论，刮军的新兵营几乎天天死人。那些训练中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用鞭子抽用军棍打，严重的则直接被拖到操场边上，砰的一枪就毙掉了，然后随便用草席一卷连埋都不埋就丢到荒野之中不闻不问了。
这还是刚开始，随着训练深入死人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比如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些新兵腰里别了杆枪就生出打猫的心思，在靶场周围架起了机枪严加防范，反正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你想想这些新兵本来在前一段就被整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今再一看到这幅架势能不紧张？
而这人啦，一旦紧张就容易出错，这样的实弹射击训练自然是事故频发。比如正在上子弹，一紧张一哆嗦手一抖，就把排在前头的兄弟打死打伤。这样一来新兵们自然都不敢站在前头，生怕一不留神就当了冤死鬼。
而教官是怎么做的，什么好言安慰做思想工作那是全没有，上去就是棍棒交加拳打脚踢的一通猛揍，边打还边骂：“怕很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一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
之后呢？将被打死的倒霉鬼拖出去，然后继续训练。这样的高压状态下，恐怕错误只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密集，不是失手打死别人就是莫名其妙的自杀。
等九死一生好容易从新兵营里混出来了，这也不意味着今后就一帆风顺了。刮民党军或者说整个旧军队那就是吃人的所在，普通士兵一点儿人权都没有。你不光要训练要打仗还要照顾好长官的衣食起居，给长官洗脚、给长官洗衣、给长官端茶送水、甚至帮长官料理家务带孩子也是基本任务。此外吃不饱穿不暖也是常态……总而言之，长官的命令就是圣旨，轮不得你半点怨言和不满。你要是敢抱怨，轻则一顿毒打，重则直接毙掉，你死了长官还可以吃一点空饷呢。
总而言之，在旧军队里讨生活，真心是很危险也很悲惨的事情。相当一部分华夏儿女在那些年活得就像条狗，甚至连狗都不如。你看看后来在********中，每每被俘虏的刮军士兵经过t共的思想教育之后，立刻就转变了立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王耀武的卫士，济南战役王耀武被俘虏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