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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大国无兵-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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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驻于京师,只有聂士成一军游击于京津防线。加强京师驻军,一为对付义和团,一是围攻大使馆,于理尚通。宣战诏发出后,大沽、天津一线,首当前敌,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线,也还是重津轻沽,致使八国联军轻取大沽后,又轻取天津。这是裕禄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误。

说无备而战,大抵还受了“弱国轻强敌”思潮的自我欺骗。相信了义和团,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咒御敌(如《闭火门神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夸大了义和团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将正规军备战视若儿戏。下面有一份武器清单,是天津城西西沽军械库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馆区的西摩尔,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惫,溃不成伍,这一天,抵达了西沽。瞎猫碰上死老鼠,竟发现了一座清军军械库。一枪未发,守库的几个清兵就逃了,西摩尔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编制这份武器清单的是一位意大利军官,所以这清单自然落到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手中,意公使将这清单复交英国驻华公使,英公使再呈给英国政府,于是一份中国的兵器清单变成了英国人胜利军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2。24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1。85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多能胜之。以聂士成部弹压拳民为例,基本上每战必胜,如黄村之战,落垡之役,皆兵到乱平。但面对洋人,始则相抗,终则不支。这还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董福祥甘军,众逾万人,攻东交民巷使馆。使馆守军仅四百人,攻之月余,不下,董部死者千人(一说二千人)。清军之不堪,可见一斑。

下面,有一个对比性事例,颇有意味。插说数语,留待三思。即在八国联军入侵行列里,有一支“中国军团”,又称“华勇营”,隶属英军。为英国殖民者1899年组合于山东威海。“华勇营”共四百人,占三千英军的百分之十三。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这支华人勇营由威海乘船赴天津前线,加入“英军第一军团”。六月初一(6月27日),该营参加了进攻北洋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三日(7月9日),参加了进攻海关署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七、十八日(7月13日、14日)参加了总攻天津城之战。这支全由中国人组成,攻击中国城,攻杀中国人的部队“战功赫赫”。1902年,其中十二人被挑选出来,远赴英国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庚子之战,“华勇营”阵亡二十三人,英国威海殖民当局在庚子战后,特在威海竖了一座中英双语纪念碑,表彰“华勇营”的功勋。 “华勇营”存在八年,1906年解散。

有人骂他们是伪军、汉奸。

骂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比百年前“华勇营”的善战与“清军”的不善战,后来人似乎应该想到国体、政体、军制、军法对人的重新塑造。

当中国人空喊“以夷制夷”的时候,西方人早已悄悄地“以华制华”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发明。由此反证的是:中国人,并不固持家国观念,殖民化,总是从精神奴役起步。

[注释]

① 宋玉卿《戊壬录》,罗惇曧《拳变余闻》互见。

② 宋玉卿《戊壬录·立储始末》。

③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④《清史稿·毓贤传》。

⑤ 《清史稿·德宗纪》。

⑥许指严《十叶野闻·毓屠户》。

《袁世凯奏议》上册。

第七篇:忍把血肉筑长城

忍把血肉筑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为《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山河沦陷,壮士奋起,自保家园,故有“义勇军”之称。“义勇军”志在抗倭,因而又名“抗日义勇军”。

考“义勇军”之名,始见于北宋仁宗朝。《宋史·兵志四、五》“乡兵”目下,有详尽记述。原以为是民间自发结队,但看“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及被选入军还要“涅手背”为记的官方规定,始知“义勇军”亦非纯粹之“民兵”。

“抗日义勇军”起,田汉为之诗,聂耳为之曲,《义勇军进行曲》遂响彻中华大地。

战争结束,和平实现,大抵是出之居安思危的警诫,这支歌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每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瞬间仍能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秦长城,多用土石。

明长城,多用砖石。

民国长城,则用血肉。

这是一种既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的伟大。

和平无权嘲笑战争。苟活者无权嘲笑牺牲者。

逃避牺牲,这是弱国、弱民的无奈。

甘愿牺牲,这是强民、强国的选择。

虽然我极不情愿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再用自己的血肉、去垒筑那道卫国的长城,但我不敢虚无,不敢遗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的确是抗日志士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最后挽救了这个国家。

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据说,日本的的学校教育中曾有一个蚕吃桑叶的“花絮”。教师指着长长的日本地图,说这是一条蚕;又指着大大的中国地图,说这是一片桑叶。蚕吃桑叶,才能长大;而桑叶,就是供蚕一口一口蚕食的。

日本的孩子,能是这样被暗示着、提醒着认知世界的吗?

中国的孩子,也从历史与地理教科书中,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启蒙知识:遣唐使学习了中国,倭寇武士骚扰了中国,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

教育是有功利的,正如宣传之有偏见。

经过教育与宣传的轮番轰炸,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不带偏见地看待邻国。当然这是就今天的民意状态而言的。如果倒退一百年、九十年、八十年,则情形又当别论。

本节小标题,并不含调侃的幽默。袒腹而卧,敞牖而寐,竟不知东邻为贼,这是上世纪之初中国人的厚道与愚蠢。

甲午战争,日本人尝到了侵略中国的甜头。庚子之乱,日本人与另七国人结伙,享受了趁火打劫的乐趣。“二十一条”签约,日本人酝酿着独吞中国的美梦。《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人勾画起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的法西斯蓝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则是日本人所有前期密谋的侵略启动。

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从日本人那一方面看,他们的侵略机器,早已发动上路。因而,同一段历史,中日两国,各有表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说法,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概念。但我以为“八年抗战”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非科学、非历史的。因为,自从日本人开始图谋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尽管很少)即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待日本人武力相加时,中国的将士又奋起抵抗之。日人“侵华”,华人“抗日”,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何止“八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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