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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大国无兵-第35章

小说: 大国无兵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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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梓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

“御史陈嘉言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

“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编修萧菪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

“郎中左绍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

“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

“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

“御史彭述谓义和团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

历史公正而缜密,记下了庙堂精英的谋国高论。我们无须嘲笑他们。时代使然,民族偏见使然。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这形势,恐怕义和团首领们也未料到。一觉醒来,北京城,人人变成了义和团。这正如二十世纪中期提倡造反的年代,人人都是“造反派”一样。

群众发动起来了,让我们干正事吧!

这西太后与端郡王们的“正事”就是“灭洋”。

义和团在外省的焚教堂、杀教士,只能算“剪除枝叶”;到京城里,朝廷与义和团联手,那才是“掘断老根”的大工程。“灭洋”的“灭”字,很彻底。为达此目标,斗争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对照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将顽固派的“灭洋”部署划为两个阶段:一是激化矛盾,二是挑起战争。

扫描第一阶段: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董福祥部武卫军(甘军)在永定门外马家埠杀日本大使馆书记杉山彬。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至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于右安门内、宣武门内、正阳门外连日焚教堂、杀教民,致使各教堂传教士、教民纷纷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此后焚劫势头不减,北京城山雨欲来……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端郡王载漪许以晋升并赏银(70两),命虎神营章京(队长)恩海于哈德门大街拦路击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五月二十四日晚,义和团与武卫军甘军部攻击位于使馆区边缘的奥地利大使馆,这标志着围攻各国使馆区的开始。当晚武卫军枪杀了正向使馆区逃奔的京师大学堂外籍教授秀耀春(Huberty James)。次日下午,甘军占领奥地利使馆,并大肆纵火。·輩·輳·訛

强调一句:围攻使馆,戕杀公使,这已经是“战争行为”。宣战与否,那只是政府的外交姿态。

扫描第二阶段: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约百余人于仪銮殿议守战,连议四日,决定对各国宣战。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慈禧命许景澄等将十一份最后通牒分送各国大使馆,限各国大使馆24小时内将全部人员撤出北京,清廷派兵护行。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发《宣战诏》,公开对十一个建交国宣战。而在前一天,已下令董福祥部武卫(甘)军及荣禄部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

——六月初一(6月27日),天津义和团与清军攻击英国使署。

——六月初四(6月30日),义和团与清军围攻天津各国租界。

走到这一步,义和团的群众“灭洋”,终于演变为大清国的国家“灭洋”;可以个案处理的民教矛盾,终于升级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冲突。一国对八国的战略弱势,一开始便注定了取胜概率微乎其微。但顽固派还在用一厢情愿的昏热,梦幻着义和团的神功显现,以便靠了“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的下凡,让洋人枪炮不燃,让拳民刀枪不入,不费吹灰之力,将各国洋人扫荡净尽。

上文的叙述,仅为事变的大势,有一个必经的过程需要在下面补充交代。简言之,即统一思想的过程。

拳民虽众,与国家全民相比,还是少数;仇洋者众,与不仇洋者比,也是少数。如何将少数人的情绪扩展为全民族的意志,顽固派们是动了些权谋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庙堂,控制舆论,钳制正言,栽赃陷害,抢班夺权,经过一番综合治理之后,最终推出的是弥漫朝野的血色恐怖。钢刀高悬,血流遍地,问你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呢?

制造血色恐怖的,是以端郡王载漪为首领的“铁帽子王爷”集团,“王爷”们之外,是刚毅、徐桐、赵舒翘、启秀、董福祥、毓贤等人为中坚的朝廷文武大僚。他们的恐怖工具,一是义和团,一是武卫军,一是刑部大狱。

义和团进京,并非史家们宣传的“大进军”的胜利,而是“工具化”的起始。

进京后的义和团,首先有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而以英年、载澜为之副”。这等于给造反派队伍派去了司令员与副司令员。其次有了“铁饭碗”——“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米”。第三有了赏银,“予帑银十万两”。 第四,首领们有了功名,“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輩·輶·訛

名利双收,义和团成为铁帽子王爷们的利器,利器在手,操刀必割,想收拾谁,只要吆喝一声。这儿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得到慈禧太后与载漪的允许,义和团首领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将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试想,连光绪皇帝都成了他们威胁的对象,惶论他人。“一龙二虎”之号发明者还是载漪,据《崇陵传信录》披露,“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佐证,追坐荫桓罪赐死”。张荫桓参与戊戌变法,因此流放新疆。从杀张,可知载漪们的狠毒。

还有一次,载漪竟领着义和团头领闯入慈禧太后正在养息的颐和园,要检查太监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验看太监头顶有无“十”字,而这“十”字,又是别人看不见,只有义和团首领才可发现的。结果,义和团首领用此法指认两名太监是基督徒,要带出杀掉。慈禧太后大怒,高声说:没有我的许可,谁也无权把拳民带入宫中。而载漪则说,这首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后来,慈禧拗不过载漪,两太监被杀。

这个例子说明,义和团已在载漪掌握之中,成为他要挟太后与皇帝的工具。

武卫军五军虽属荣禄节制,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一部,因为是载漪举荐进京屯扎的,所以也成了载漪的工具。董军完成了杀害日、德二国使节的任务后,载漪又向慈禧太后建议“用兵攻使馆”,这才有四天的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会上,载漪扬言“请围攻使馆,杀使臣”。 而主攻任务,当然交给了董福祥。这时候,载漪已经羽翼丰满,不但他“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兵权并在掌握”,他的哥哥载濂、弟弟载澜也都“深被宠任,附和拳匪”。 一门三王公,手握生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越发变得简单起来:不听话,杀无赦!

本节开始所述许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杀,即肇祸于四天的御前议政会议。载漪的专横,也达到极点。

如五月二十日议论第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奏:“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这乱民,即指义和团。话仅说了一句,端郡王载漪便抢过话头,伸出大拇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当仓场侍郎长萃夸赞义和团为“义民”时,载漪与其弟载澜均言长萃所言极当,“人心不可失”。此时,光绪帝按捺不住,便问:“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善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倖全。”载漪不识趣,复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又说:“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从这针锋相对的对话,一见光绪帝之清醒,二见载漪之嚣张,人臣之礼,无复存在。所以当他听到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拳民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背公法”时, 在他心里,早已腾起杀机。而到会议第三天,载漪亲自提出了“攻使馆、杀使臣”的方案,遭到内阁学士联元的反对。联元力言此计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鸡犬皆尽矣”。听了联元的反驳,载漪恼羞成怒,竟然诬蔑联元因刚从使馆回来,里通外国,其罪当诛。慈禧受了他的蛊惑,亦大怒,立命斩联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个多月以后,袁昶、联元等五大臣还是被载漪集团送上刑场,御前会议,已见杀机。

朝中的大臣,违者皆杀。黑名单列好了,有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因为联军入京太快,当权者未及下杀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对较为安全,因而也敢于上书进言,反对恃拳民、攻使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丁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大吏联名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鞭长莫及,慈禧与载漪们不高兴,也只有听之任之。

宣战诏书发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个低级的、无可挽回的、自毁神器的错误。

袁昶的话,简单而明了:“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双双都错,谁能救他?

清政府的决策层群体,都疯了。

一个疯狂的政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称为“袒拳中坚”及“祸首”的载漪为例,在其大权掌握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中国近代史的庚子之变一章,没有认真剖析载漪的决策作用,当为一大失误。所谓“伪造历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颠倒了轻重,隐瞒了关节,模糊了是非,回避了责任等,都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段。读史上当,不可不防。一个人,因为私利,因为愚昧,又因为权倾一时,误了一个国家,载漪为一显例。大清朝的庚子灾难,人多归于慈禧,于今思之,载漪之罪尤大。

还有一个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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