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故事-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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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应得到教益：
无论我们怎样抗争，
但命运还是由上苍注定。
我们这些与之隔了一百年时间的人才能看清那悲剧的真实含义。让我们跪倒在贝多芬面前呼喊：“神圣哟！神圣哟！幸亏那不幸（指耳聋）降临到您头上！幸亏那厄运封住了您的耳朵！”
光有锤子还不行：还得需要铁砧。假设这厄运只降临到弱者或冒充伟人者头上，并把他的背压弯，那就不会有悲壮在里面，而只是一桩日常的事件。可厄运这次却撞上了它自己的死对头，此人要“扼住它的咽喉”，并同它拼死抗争过漫漫长夜，直至黎明——最后一个黎明——到来；他最终仰倒在地上战死，但在他的盾牌上镌刻着胜利。此人用不幸创造出丰富的宝藏，把痼疾当魔杖敲开了挡道的顽石。
让咱们回到处在命运就要来叩门的关键时期的贝多芬肖像面前，好好品味一下发生在无名暴力与这狮面人之间的这场恶战中的残忍与欢乐！
暴风雨的阴霾在这位超人的头顶上聚拢（因为崇山峻岭总是招来雷暴）。这位超人除了长着一脸麻子外，还具有他那个时代的伦理特点——反抗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火种。早在波恩时期，这些特点就已在他身上显露。年轻的贝多芬去波恩大学听未来的下莱茵行政区检察官尤洛吉奥斯·施奈德的讲座。当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他的讲坛上读了一首热烈的诗，激起了他的学生们的热情。翌年，宫廷乐师（Hofmusicus）贝多芬订阅了《革命诗集》。施奈德在诗集里代表方兴未艾的民主势力，向旧世界投去了英雄般的鄙夷：
“我们要鄙视盲从和迷信，要折断昏君的节杖，要为人权而战！哦，任何君主的奴仆都做不到这些！时代需要自由的灵魂，它们宁愿死也不会阿谀奉承，宁要贫困也不会去受奴役……须知在这等灵魂当中，我将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到底是谁在说话？难道是贝多芬吗？话虽是施奈德说的，但贝多芬赋予了它们血肉。这份共和信仰的高傲宣言是发自贝多芬这位年轻雅各宾分子内心的心声。随着时过境迁，他的政治信仰会改变，但他的这种道德信念却决不会动摇。他正是带着这种共和的信念昂首步入维也纳上流社会的沙龙，并从他成功的第一天起，就毫不掩饰地向这些款待他的权贵展示这个信念。
一个行将结束的时代再没有比瓦格拉姆（Wagram）的大炮打到维也纳之前更典雅、精致和可爱的了。它使人想起（古罗马的）三头政治。不过，维也纳的这些刚迈进十九世纪门槛的巨头却比他们那位流亡的公主、他们的玛丽亚·特蕾萨（Maria Theresa）的女儿要来得有情趣和有修养多了。从没有过哪家贵族政府像他们这样如此疯狂地热爱过音乐之美，或对那些把音乐的恩泽带给人间的音乐家表示出如此多的尊重。他们仿佛要对前任忽视莫扎特，把他扔进一座普通公墓的行为表示赎罪似地。在可怜的莫扎特逝世与海顿逝世之间的这些年里，维也纳的贵族社会谦卑地向艺术鞠躬、向艺术家献殷勤，并把他们视为同自己平等引以为荣。
1808年的3月27日标志着这种朝圣、这种皇族对音乐的加冕达到了顶点。在这天，维也纳庆祝了海顿的七十六周岁生日。在维也纳大学的门前，王公贵族们在音乐家们的陪同下，迎候这位罗豪（Rohrau）造轮匠的儿子乘坐埃斯特哈齐（Esterhazy）亲王的御驾到来。在掌声欢呼鼓乐齐鸣之中，海顿被引进大厅。洛勃科维茨亲王、萨利埃里（Salieri）和贝多芬先后走上前去亲吻他的手。埃斯特哈齐公主和另两位贵妇脱去身上的斗篷并把它们裹在这位老人的脚上，令他感动得颤抖。这番狂热、欢呼和盛情的泪水着实让这位《创世纪》的作者消受不了。他的清唱剧刚演了一半，他就含泪离去，边走边在大门的门槛前祝福维也纳。
一年以后，拿破仑的雄鹰飞临维也纳的上空，海顿在这座被占领的城市里寿终正寝，最终带着旧世界走进坟墓。年轻的贝多芬虽然熟知这旧世界亲切的微笑，知其大度地把贵族的斗篷裹在海顿这位艺术家的脚上，但他还是鄙视它；他把这斗篷践踏在脚下。他并非头一个看出高傲的贵族急于取悦他们这些来自多瑙河和罗纳河的农民（这些农民中的头两位是格鲁克和卢梭）并且向贵族对本阶级数代人施加的贬辱进行雪耻。但是格鲁克这位生性圆滑的林务员的儿子深知如何把可容忍的暴力同他对伟人的崇尚结合起来，甚至利用这些暴力来为自己作广告；羞怯的让·雅克·卢梭直到走下楼梯为止才会想起他本该说的勇敢的话，而他却向权贵鞠躬行礼、结结巴巴地说奉承话。贝多芬则不然，照旧在拥挤的沙龙里向“新世界”的权贵直露表白他对旧世界表白过的蔑视和高傲。当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母亲冯·图恩伯爵夫人、这位曾是格鲁克的朋友和莫扎特的庇护人的高贵妇女跪在贝多芬面前哀求他演奏时，他甚至都没有从沙发里站起来，就拒绝了她。
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豪宅对他是多么仁慈啊！他们把这个从波恩来的小蛮人当亲儿子看待，耐心地从事把他重新塑造的苦差，同时忍辱负重地尽量避免触及他的敏感之处。亲王夫人像祖母一样关心爱护他（这是贝多芬亲口说的话）；“她恨不得把他罩在玻璃罩下，好让不洁空气不致于玷污他”。后来，在1805年12月，就诞生了众所周知的那段发生在李希诺夫斯基宫殿晚会上的故事。在这次晚会上，贝多芬的几名好友试图拯救他在首演失败后拒不修改的《费德里奥》。于是，已患上不治之症的亲王夫人便向她婆婆呼吁此事，并恳求作曲家“莫让自己的伟大杰作毁灭”，然而数月过后，他们只是一句话没说好，让贝多芬听了觉得自己的独立性受到了冒犯，他就摔碎了亲王的胸像，跑出房屋，把门“砰”地在身后关上，并发誓再也不见李希诺夫斯基一家。他在致亲王的绝交信里写道：“你之所以是亲王只是偶然的出身使然；我之所以是我，则是靠我自己赢来的。亲王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成千上万；而贝多芬永远只有一个。”
他的这种高傲的造反精神不仅针对另一个阶级，而且也针对本阶级，针对其他音乐家，针对他自己这门艺术的前辈大师，针对一切规章法则。他说过：“法则禁止这种和声序列；那好，我批准它存在。”
他拒不盲从课堂上的规章制度；他只相信他自己亲身经历和验证过的东西。他只汲取从生活中直接得来的经验教训。他的两位老师，阿尔勃莱希茨贝尔格和萨利埃里，坦白地承认他一点也不欠着他们什么，因为他从不愿承认他们教过他什么；他真正的老师是他自己艰辛的个人经历。他是个造反的大天使；据车尔尼（Czerny）回忆，格利奈克（Gelinek）十分惊讶和沮丧地说过：“在这年轻人身上有魔鬼！”
不过他很有耐心！圣米迦勒〔3〕的长矛将把他身上藏匿的撒旦挑出来。他拒绝听从权威的论断并非出于苍白空洞的自高自大。在他那个时代，人们看到这年轻人竟把自己同歌德和亨德尔摆在一起会感到极其荒谬。可他实际上就是。
他虽在他人面前傲慢，在自己面前却没了一点神气。他在向车尔尼谈到自己的缺点和欠缺的教育时说：我虽有这些不足，“但我好歹还有些音乐天赋！”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毕生这么刻苦地工作，这么有耐心，这么坚毅而执著。被他在二十岁时摈弃的理论家到他四十岁时又会重获他的青睐，再次被他捧读。竟至1809年，在他已写出《田园交响曲》和《C小调“命运”交响曲》之后，他还从基恩贝尔格、福克斯、阿尔勃莱希茨贝尔格、图尔克、菲利浦·埃玛努埃尔·巴赫等人的书中汲取精华。他在治学上的好奇心奇大无比。直到临终前他还说：“现在我才刚开始学习呢。”多么有耐心，多么有韧性！生铁已从熔化的矿石中露出头角。那种从炫耀技巧的竞争和同公众激动人心的接触中滋长出来的对功名的嫉羡和狂热的追求对他来说其实只是露一小手的儿戏而已。车尔尼说，当他的朋友们向他提起他青年时代的显赫名声时，他回答：“咳，那是无稽之谈！我从没想过为争名逐利而创作。藏在我心里的东西我必须把它一吐为快。所以我才作曲。”一切都服从于发自他精神世界的迫切心声。
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都在潜意识里有股梦的洪流，虽然它们呈散漫和间歇状。但在贝多芬的潜意识里，这种梦幻生活早在耳朵失聪把他与世隔绝之前就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强度。譬如在他那首辉煌的《D小调奏鸣曲》（作品第10号之3）里的“忧郁的广板”之中，就有一种统治生命的广袤平原及其阴影的君王般的沉思冥想。而这时的他只是位二十六岁（1796年）的小伙子，可贝多芬的全部内涵已经在其中了。多么成熟的灵魂啊！既便他在流畅的和声语言方面没有达到像莫扎特那样早熟的程度；但在他的精神世界、对自己的认知与驾驭以精神及在激情和梦幻方面，他却比莫扎特早熟得多！他的艰苦童年和他早熟的经历很早就让他的这些天生的倾向和敏悟得到发展。我看贝多芬的童年就像他的一个烤面包师的邻居看它是一样的：他俯在顶楼的窗前，向外俯瞰缓缓奔流的莱茵河，两手托着头，陷入“美好而深刻的沉思”。在他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的诗意“柔板”中，也许就在那旋律优美的哀愁之中有他这种内心的歌唱。他还在孩提时就成了忧郁的俘虏；我们在他的第一封信里就读到了这样深刻的话：“忧郁对我来说，就像几乎同疾病一样可怕的恶魔……”但他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具备了把这恶魔锁在音乐里、从而摆脱它的折磨的强大力量。
但无论他是征服还是被征服，他总是孤独的。从很小起，无论他在哪儿，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沙龙里，他都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使自己从周围超脱。冯·勃劳宁夫人常说他让人感到陌生，让人感到貌合神离心不在焉；她说他这时便是“灵魂出窍”。以后，他这种状况进一步发展，变成一条鸿沟，使他的灵魂一连数小时或几天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这时切莫惊动他！否则很危险；这位梦游者一辈子不会原谅你的。
……
贝多芬一俟抓住了灵感就决不松手，直至把它彻底占有为止。他捕捉起乐思来劲头十足，任何事也休想分他的心。他弹钢琴的特点是连奏（Legato）多，同莫扎特弹琴典雅尖细清晰的指触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与同时代的所有钢琴家的触键大相径庭。他这样做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贝多芬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联系的，虽然表面看它们是各自独立地突出（像多眼喷泉那样）。他很能控制住自己的思想。表面上他好像是带着激情来到世上，但其实谁也猜不出他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年，塞伊弗里德通过在客厅和在家里对他密切地观察（他们住在同一个楼里），吃惊地发现，他听音乐时脸上不是如醉如狂，而是面无表情。塞伊弗里德说：“当他倾听音乐时，你很难——甚至不可能——看出他脸上是认可还是不满。他总是面无表情。表面上他作判断总是淡漠而矜持。实际上他的内心在一刻不停地工作，尽管表面上他像块没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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