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三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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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攻取河南地，对匈奴的打击十分沉重。河南地长期受到黄河水的浸润灌溉，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温润，不仅是一个天然的良好牧场，而且也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被迫放弃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向北退却七百余里，远走漠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寒冷的水草瘠薄之地，对于匈奴人生计影响之大，不难想见；但是慑于秦军的强大声势，匈奴人只能是心不甘而力不足，不得不举族北徙，暂时躲避秦军的兵锋。“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指匈奴骑兵）不敢弯弓而报怨。”汉初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这句话，正形象地反映出匈奴这种矛盾的心态与窘迫的境地。
但是，蒙恬夺取河南地的辉煌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一代雄主秦始皇的谢世，昏聩无能的胡亥篡夺了帝位，蒙恬被迫自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部边防顷刻间瓦解，戍边士卒四处逃散，匈奴趁机南下，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重新夺取了河南地。继秦而立的汉王朝，则成为匈奴人“南下而牧马，弯弓而报怨”的对象，为日后汉匈战争中围绕河南地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二、北边防御体系的确立
从甘肃的嘉峪关起，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犹如巨龙出世，穿过广漠的戈壁，跨越千里草原，依托着层峦起伏的崇山峻岭，傍邻着水流湍急的巨河大川，蜿蜒而东，直至渤海岸边的山海关，这就是全长六千多公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万里长城，是秦时修建，经过历代补修重建，至明代全面整修的明长城，她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的秦长城无论在走向上，还是在始迄点上都有所不同。随着悠悠岁月的侵蚀，当年曾经耗费了无数生命财产而修筑的秦长城已经无法一窥全貌，但她所遗留下的残垣断壁，仿佛是一部无声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驰骋想象的空间。
在战国时期，匈奴在大漠南北崛起之后，就给中原各国带来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与匈奴相邻的秦、赵、燕三国，如何巩固北部边防、抗击匈奴人的侵扰，更是摆在三国君臣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长距离突袭的作战方式，其来势如急风骤雨，退时如烟消云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突然性，常常令对手猝不及防。匈奴铁骑所至之处，伐庄稼、夺牲畜、掠人民，给各国沿边百姓造成极大的痛苦，但防御匈奴的突袭却又极其困难。对于处于防御方面的中原各国而言，戍守边境士卒太少，则无法击退匈奴的进犯；集聚重兵驻扎边境，不仅粮秣转输、后勤补给十分困难，而且其时各国之间频繁爆发生死大战，客观形势也不允许各国这样布署兵力。何况在漫长的边防线上，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匈奴突袭的目标，使防御匈奴的侵扰变得更为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依托险要的地势，构筑起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是有效地防御匈奴骑兵突袭的可行方式。因此，当时秦、赵、燕三国相继修建长城，以抵御来自北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赵国是战国时期最早修筑长城的国家之一，在赵肃侯（公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时就在赵国北境始筑长城。其子赵武灵王继位后，为了抵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掠，着胡服，习骑射，国势逐渐强盛，北破林胡、楼烦，将匈奴等游牧民族驱逐出阴山以南，随后修筑长城，东起代地（今河北蔚县），依傍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南麓迤逦而西，至高阙（今内蒙临河之北）止，全长约二千余里。沿长城一线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郡，驻兵防守，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侵掠的势头。赵孝成王时，名将李牧就驻守于代郡、雁门一带，以长城为依托，大破匈奴军十余万人，充分显示出长城在防御匈奴侵扰方面的巨大作用。
燕国在其北境也修筑了长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战国后期，燕国贤将秦开作为人质入“胡”，深得胡人首领的信任。但是秦开回到燕国后立即率领大军出击，大破东胡，迫使东胡人退却千余里，后来燕人在其北境及所新占土地上修筑长城。燕长城西起造阳（约在今河北宣化北），东至襄平（约在今辽宁沈阳以东），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国在昭王（前306年～前251年在位）时也开始在其北境修筑长城。当时活跃在秦国北方的是属于西戎的义渠人。自春秋以来，义渠强盛，对秦国北境构成严重威胁；而秦人开境拓土，也屡次受挫于义渠。秦武王元年（前310年）曾出兵北击义渠，但收效甚微。昭王时，宣太后为安宁秦国北境，不惜亲自出面笼络义渠，长期与义渠戎王同居，并生有二子。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旋即发兵攻灭义渠，尽占义渠之地。义渠虽然灭亡，但是一个更强悍的敌人——匈奴已经出现在秦国北境。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秦国在沿边的陇西、北地、上郡北境修筑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西南洮河东畔北上，至狄道（今甘肃临洮）东北行，经宁夏固原直至黄河，有效地制止了匈奴南下的企图。
尽管秦、赵、燕三国所修筑的长城，对防御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却不可能完全阻止匈奴南下的势头。特别是赵、燕在军事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强大的秦军，匈奴的侵扰只是次要的问题。到了战国后期，随着赵国的瓦解，匈奴很快地突破长城的防御，跨越阴山，渡过黄河，占据河南地，成为中原农业区域的首要威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六国，结束了烽火连绵的战国时代。虽然旧日的敌国烟消灰灭，但是刺耳的胡笳之声又响彻在秦帝国的北境。为了反击来自匈奴方面的挑战，秦始皇在统一后的第六年就派遣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出击，将匈奴驱逐出河南地，并夺取了阴山以南地区，从榆中（今甘肃榆中西）以东至阴山之下设置三十四县。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展，一些战国时修筑的长城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被迫北遁的匈奴并不甘心失去沃野千里的河南地，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这种形势之下，重新修筑长城就成为秦帝国的当务之急。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收复河南地之后，秦始皇为了彻底巩固北部边防，命令蒙恬修筑长城，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加以修缮完固。为了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征徭役，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规模宏大的万里长城。为了长城施工及布防的需要，沿长城又开通了横贯东西的北边交通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蒙恬又主持修建直道工程。直道西起北边重镇九原（今内蒙包头西北），南至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全长一手七百多里，沿途开山填谷，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完全没有旧道可以利用的情况下，硬是从崇山峻岭之中，广漠的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开辟出一条新的联系南北的交通大道，为加强中央政‘府与北边防区的联系，及时颁布政令、调动军队巩固北部边防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随着长城的修筑及直道的开通，标志着在秦帝国的北部边境上已经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确保了中原地区的安宁。
长城的修筑虽然在防御匈奴侵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给秦帝国遗留下致命的祸殃。为了修筑长城，秦政‘府前后征发的士卒吏民不下数百万人，筑城工程仅“河上”一段，就动用戍卒三十万人，至于征发的罪犯、转输粮饷的民众更不在少数。况且秦素以“虎狼之国”著称，以残酷虐民而闻名，被迫筑城及戍边的卒徒视奔赴北边如趋死地。何况在修筑长城的同时，筑驰道、修寝陵、建宫殿、征南越，这些巨大的工程与征伐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财富。这对于刚刚摆脱战争恶魇，急待休养生息的百姓而言，无疑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庞大的秦帝国在统一后不过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与这样无休止地滥用民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夺取河南地、修筑长城而威震匈奴的蒙恬，在被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之前．对于自己因何获罪迷惑不解，最终归结为因督修长城，断绝“地脉”而罹祸。几十年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游历长城，经直道返回长安，在亲眼目睹了蒙恬督修的工程浩大的长城亭障及直道之后，深有感触，指责蒙恬身为名将，不能劝谏始皇及时休养百姓，反而阿谀逢迎，轻用民力，归咎于断绝“地脉”，至死也不曾觉悟！
随着秦帝国的灭亡，匈奴铁骑突破长城，重占河南地，以致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匈奴曾屡屡深入边郡掳掠，甚至兵锋直逼京师长安，长城的防御作用事实上已经严重削弱。但在汉人的心目中，长城仍然是汉匈分界的重要标志。汉文帝后二年（前162年），文帝致书匈奴老上单子，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由汉帝治理；以汉不出塞，匈奴不入塞作为双方和亲的条件。西汉初年，围绕重建与突破以长城为核心的北边防御体系，汉匈双方又展开了激烈争夺！
三、冒顿单于雄据大漠
公元前209年，这是一个在秦与匈奴历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秦王朝的末世君主胡亥与匈奴帝国的创始人冒顿单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却导演出二出结局截然不同的悲喜剧。
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的少子，本与皇位无缘，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才使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行中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突然病逝，而太子扶苏则远在北境监护蒙恬戍边大军，随同秦始皇巡行的胡亥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合谋伪造遗诏，逼死扶苏，夺取了皇位。在胡亥昏聩暴虐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的秦王朝更加岌岌可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首义反秦，天下云起响应，预示着秦王朝覆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与秦王朝这种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匈奴帝国在大漠南北的崛起。尽管冒顿也是以与胡亥相类的阴谋手段夺取了单于之位，但是他所具备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