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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传习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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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性、理关系

【原典】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引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译文】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因为表现出来了才获得的吗?”

先生说:“是的。”

另一天,陆澄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是本性的表现出来的德行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本性表现出来的德行。天性是唯一的,就形体而言为天,就主宰而言为帝,就流行而言为命,就赋于人而言为性,就主宰人身而言为心。心的表现,遇到父亲便孝;遇到国君便忠。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性而已。就好像人就是一个,对父亲,这个就是儿子,对儿子,这个就是父亲。以此类推,名称可以无穷尽,但就是这个人而已。所以人只要在天性上用功,把人的天性看分明知清楚了,参悟透彻了,那么世上的一切道理便豁然开朗了。”

【解读】

王阳明在回答陆澄时,从天人合一方面论及性、理关系,以为不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即使仁义礼智之四德,都只是性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性是不分天、人的。又从天、帝、命而论到性、心,在用语上似沿袭前人之说,但他把天、帝命与性、心平列,其实是合天道于人性,无形中降低了天的地位,把天命与人性混为一体了。

第18章 省察与克治

【原典】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译文】

有一天,师生共同探讨做学问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种教法。人在刚开始学习时心猿意马,不能集中精力,其心中所考虑的大多是人欲方面的事。所以,姑且先教他静坐,以安定思绪。久而久之,等到他心能安定的时候,如果还只是教他悬空静处,以至于像槁木死灰一般,也就没有什么用了。此时必须教他反省自察克己修身。这种功夫从来不能间断,好比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清除的决心。无事时,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拔去病根,让它们永不再起,才算痛快。就像猫捉老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才有一丝萌动,就立刻去掉,态度坚决,不能姑息迁就,给它喘息的机会,不能窝藏它,不能放它生路,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等到心中没有私欲可除,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虽然孔子说过‘天下的事物有什么可思考和忧虑的?’,但那不是初学时可以理解的。不过,初学时也必须想着内省自察克制私欲。这就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时,就是‘何思何虑’的境界了。”

【解读】

这里,王阳明所提供的功夫步骤是:静坐、省察、克治、天理纯全。阳明指出,省察克治即是思诚,而天理纯全也就达到了天道的境界诚。此时之静坐与阳明在南京之前的静坐不同。在辰中、北京、滁州时他所说的静坐是直悟心体,而此时所说的静坐只是使心意稍定,是省察克治的前奏曲或者说是准备工作。这里,他以端拱、何思何虑来指称心之本体。

第19章 非鬼迷,心自迷

【原典】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译文】

陆澄问:“有人夜里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那是因为他平日里不能做到完全出于公义而心中有愧,所以才会怕鬼。如果平时的行为不违神灵,坦荡光明,何怕之有?”

马子莘(陆澄学友)说:“正直的鬼不可怕,只恐怕邪恶的鬼就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难免有些害怕。”

先生说:“哪有邪恶的鬼能迷惑正人君子的?只怕是人自己心邪,才有能迷惑你的鬼,那就不是鬼迷惑你,而是你的心已自迷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贪财鬼迷;不该怒而怒,就是被怒鬼迷;不该怕而怕,就是被惧鬼迷。”

【解读】

王阳明认为,许多人之所以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是因为心不正,被各种欲牵缠住了的缘故。如果你的心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什么都奈何不了你。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提升自己的心灵,从根本增强自己的素质,才能经得起各种险恶环境的考验。

第20章 定是心之本体

【原典】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译文】

“定为心之本体,即天理。动与静,只是天理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陆澄向先生请教《大学》《中庸》两书有何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概括了《大学》一书的要义,作为《中庸》的第一章。”

【解读】

理学所讲的“定”是指心境的稳定、平静、安宁和无烦扰。避离人世、端居默坐去求定,这样的定仍然是外在的、不稳定的东西,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持这种“定”,才算是达到了真正的定。定的境界可以转化为心之本体。因此阳明说:“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当陆澄问王阳明《大学》和《中庸》的异同时,王阳明对《大学》进行了一种义理还原。他认为,子思对《大学》做出过深入思考,并克服了心浮气躁,用心之本体悟得了天理,把《大学》之义定为《中庸》的首章。所以,王阳明认为《大学》之义应当从《中庸》切入。

第21章 孔子正名

【原典】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译文】

陆澄问:“孔子正名的事迹,按照朱熹先生的说法,孔子是‘要对上报告天子,对下告诉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朱子的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吧!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他,这难道符合人情天理吗?孔子既然答应出山替卫国国君理政,必定是卫国国君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也能听进去他的劝诫。孔圣人的感召力那可是超一流的,必定是感化了卫辄,让他知道了没有父亲不可以成为人,卫辄一定将痛哭奔跑,去迎回他的父亲。父子之爱源于人之本性,辄能反省悔痛的这样真切,他的父亲蒯聩难道不被感动吗?蒯聩回来后,卫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群臣百姓也必定会愿意卫辄为国君。卫辄自我检讨自己的罪过,向天子请罪,向各方诸侯公布,表示一定要把位子给父亲。而蒯聩与群臣百姓都说姬辄已经悔悟了且具备了仁孝的美德,也打报告给天子,向各方诸侯公布,一定要让辄成为卫君。于是天命集于卫辄,让他重新做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于是像后世太上皇的故事那样,率领群臣百姓尊奉父亲蒯聩为太公,极尽孝养,卫辄才重新做了卫国的国君。这样国君、大臣、父亲、儿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从此天下就好治理了。大概这才是孔子正名事迹的本来面目吧。”

【解读】

阳明先生在这里解读“孔子正名”的事迹,肯定了孔子的正名做法,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正值“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名分制度已经无法维持。而孔子以为,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持,必须有人类共同承认的伦理规范,而伦理规范的制订与实施,则必自澄清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始,自人伦礼仪观念的厘正开始。在孔子看来,这种社会大混乱的崩溃是由于名实混乱所造成的。事务能否有成效,礼乐能否兴盛,刑罚是否适中,人民能否治理好,关键就在“正名”,要做到君、臣、父、子都严守礼制、名分。

第22章 毁不灭性

【原典】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助。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己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译文】

陆澄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居住,忽收家信一封,说儿子病危,他心里万分忧愁,不能忍受。

先生知道后说:“这时候正应该在修身养性上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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