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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传习录-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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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外推究事物的道理,就会有晦暗不明之处。这实际上就是告子的“义外”之说,孟子斥之为不懂得什么是义。心是一个整体,以它对所有人的恻隐之心来说称之谓仁,以它合乎时宜来说称之谓义,以它条理分明来说称之谓理。不可以在心外探求仁、义,怎么唯独可以在心外探求理呢?在心外求理,就是把知行看做是两件事。在心里寻求理,这正是圣学知行合一的教诲,你又何必疑惑呢?

【解读】

朱子将知行分为两事,是根源于他“析心与理为二”的思想。将心与理分而为二,在外界的事物上求理,则理与心割裂,就与作为主体的人没有直接联系,自然不要求主体的人立即行动,知与行也就分离为二了。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是“心即理”。换言之,“心即理”是他的“知行合一”说的本体论根据。所谓“心即理”是说“心”与“理”合二为一,不可分离。“理”是“心”之理,在“心”之中,而“心”则包含万“理”,与“理”不离。

第5章 阳明的进学路线

【原典】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

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

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

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此唯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

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已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

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二其心者也。犹以夭寿二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二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唯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己者也。

【译文】

你来信说:“先生所注释的《大学》旧本中说‘致知’乃‘致其本体之知’,这固然与孟子‘尽心’的宗旨相一致,但朱熹也用虚灵知觉来指人心的全体,而他认为,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这话是对的。不过我仔细推究你的意思,你之所以这般说话的本意还在于有未明之处。

朱熹认为“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格物致知,以为“存心、养性、事天”就是诚意、正心、修身,认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就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仁爱的顶点,是圣人才能做的事。我的观点与朱熹先生正好相反。

“尽心、知性、知天”,天生就知道,生来就能实践,这是圣人。“存心、养性、事天”,能学而知之利而行之,这是贤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艰难地获得知识,勉强用于实践,这是学者。岂可只把“尽心知性”当做是知,把“存心养性”当做是行呢?你骤闻此言,必然又会大吃一惊了!然而这中间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下面我一一为你解释清楚。

心的本体是本性,本性的本源是天理。能尽其心,就是尽本性。《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说:“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这些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我说,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存养心性,是还不能充分发挥心性,所以必须加上个存养的功夫;心性存养的时间久了,其后就是不再需要刻意存养,也断无不增进的道理,之后可以进而说尽心了。

“知天”中的“知”,一如“知州”“知府”中的“知”一样。知州,那么,一个州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知县,那么,一个县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知天”就是自心与天合为一体。“事天”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大臣辅佐君王一样,还没有和天合为一体。天之所以主宰着我,是由于我的心,我的本性,我只要旦夕存之于心而不敢忘,存养而不加以损害,一如《礼记》所说的“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一样。所以我说这是学习了就能知道、并能顺利实践,是贤人才能做的事。至于夭寿不二,则与存养本心的人又有不同了。存养本心的人,虽一时未能尽自己的心性,但已经是一心为善了。偶有不存,存之则可。

现今要求人不论夭寿始终如一,这依然是将夭寿一分为二。用夭寿把心分为二,是为善的心还不能够恒久坚定,存养它尚且有些不可能,何谈尽心呢?当下最紧要的是不要以夭寿无常来动摇为善的心,就好比说生死夭寿都是天命,个人能做的不过是一心向善,修养自己的身性等待天命的降临,这是因为平日里还不知道有天命的存在。“事天”虽然未曾与天合二为一,然而至少表明已经知道天命的存在了,只是恭恭敬敬地顺应它罢了。如那些等待天命降临的人,就是还不能真正知道天命之所在,还在等待。所以孟子说:“这就是安身立命。”“立”就是“创立”的“立”,譬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的。大凡说“立”的,都是以前未曾有过,这才会在今天被创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说艰难知之,勉强而行之是学者的事情。

现在如果按照朱熹先生所说的,把“尽心、知性、知天”作为格物致知,就会在初学的人还不能做到一心一意时,就指责他达不到像圣人那样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境界,简直是捕风捉影,让人茫然不知所措,这不是让天下读书人找不到进学之路吗?现在社会上格物致知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了。你所说的“务外遗内,博而寡要”,难道不也是这种过失吗?这是做学问最关键的地方,在这儿弄错了,将会时时处处出差错。这也是我之所以敢冒天下之非议,或被当做笑柄,或陷于众口齐伐之境地,还要喋喋不休的原因。

【解读】

这封信,阳明先生写得可谓言辞恳切,从“天命”之说而进一步推及格物,耐心地为学生逐一解惑。在朱熹看来,想要成圣,首先是要格物致知,然后在对外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诚意而为,以致体悟到天理,最终,能够按照这种天理修身则为圣人所为。而王阳明则提出与朱熹不同的进学路线,他认为圣人是“生知安行”的,即“尽心、知性、知天”;贤人稍差些,“学而知之”;而学者则比贤人的境界又要低些,要“立德、立言、立功”,通过知行合一让自己的知性合于天道。

第6章 合心与理为一

【原典】

来书云:“闻语学者,乃谓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又取其‘厌繁就约、涵养本原’数说,标示学者,指为晚年定论,此亦恐非。”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译文】

你来信说:“听你对学生讲‘即物穷理之说就是玩物丧志’,又把朱熹的一些关于‘厌繁就约’‘涵养本原’等观点的书信给学生看,认为是朱熹的晚年定论,这恐怕不对。”

朱熹所说的格物,其实质就是‘即物穷理’,也就是在万事万物上穷尽其理,是用自己的心在万事万物上推究理,这就把心和理一分为二了。求理于万事万物的想法,就像求孝顺之理于其双亲。求孝顺之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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