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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苦难辉煌-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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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长征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红军在广昌的确战败了。因为失败,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例如说在战前就提出了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其实这些口号是4月28日《战斗报》发布的。发布之日,红军已经退出了广昌。

又有文章说:“博古和李德害怕敌人突破所谓根据地的门户广昌,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这就偏离当时的事实更远了。西班牙内战发生在两年之后。没有人能够用1936年底发生的保卫马德里战斗,来形容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

李德的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巨大,事实已经铁一般地摆在了那里。脱离了事实的感情升华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的人们,陷入另外一种迷雾。

李德的翻译之一王智涛说:“他是由上海那个真正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如果来苏区的不是假顾问李德,而是真顾问弗雷德,中国革命的运气是否能够稍微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春天来华。他在中国时间虽短,却于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苏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以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取苏联可能的武器支援。

连国际代表尤尔特和还未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即使如此,弗雷德对提出异议的苏区中央局还去电严厉申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有个正式头衔,说话口气便不知比李德强硬出多少倍。

为了弗雷德不切实际的空想,红一方面军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以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

幸亏弗雷德来华时间不长。否则“长电”之上再加几封“长电”,李德之上再多个弗雷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弗雷德来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离开中国。

他后来成名于西班牙战场。真正的“保卫马德里”去了。看来他在那里更有成绩,人们称他克勒贝尔将军。

欧洲更适合于他。

李德也是如此。

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那不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从地理气候上说,中国经常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的交汇地点。1931年这两股气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热带台风卷走了牛兰夫妇,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劲气流却把奥托?布劳恩送到了中国。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

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

二、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三遇其险。

一遇于彭德怀。

二遇于蔡廷锴。

三遇于宋美龄。

当时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回忆:

在福建叛变行动才发生的时候,江西的共匪,以彭德怀为指挥,发动了一次空前的大兵团钻隙远袭,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的冒险的战争。当时剿匪的部队,都分散在赣西南及赣东北,与匪军对峙,时有或大或小的战斗,在赣中临川(抚州)委员长前进指挥所附近,几乎没有成团的军队防守,只有不到一营或二营的警卫部队。因为是南昌委员长行营的中心地带,一般认为是安全的军事区域,想不到共匪竟能实行这样一次的奇袭作战,当时的情况,危急万分,如果共匪奇袭成功,整个大局就将面目全非,而两场战争都将无法进行、同时失败了。

……彭德怀以其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加上第三、第五集团军的大部,在很短时间内,绕道山岭昼伏夜行,衔枚疾走,一支十万人以上的匪军,竟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料之外,到达了江西中部的临川附近。他以一部部署在赣东北黎川方面,阻击我汤恩伯兵团救援。而以主力包围攻击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临川第八中学,委员长这时正在那里指挥前线作战。有一天晚上,临川附近发生枪声,经过短期的侦察,便知道了共匪有很大的部队到达赣东北与赣中,抚州空虚,危急万状,南昌后方没有军队可以增援。幸赖蒋委员长指挥若定。沉着应战,一面命令赣东北的汤恩伯兵团攻击当面匪军主力,同时要他迅速派兵,到抚州附近增援解围。这时冷欣指挥的第四师、宋希濂指挥的第三十六师等约5个师兵力,都是能征惯战部队。他们接到命令,听到委员长指挥所被围的消息,都是英勇奋进,冒一切恶战苦斗的行动,以劣势的兵力和共匪作战,幸赖将士用命,他们竟把彭德怀的主力囊括住了,而且节节胜利。……经过不到一周之恶战苦斗,彭德怀部脱离战场,逃逸无踪,来如洪水猛兽,去若流水落花,这场战争,可谓有惊无险,胜得很轻松。

邓文仪所讲的是红军的浒湾、八角亭战斗。当时一定极为惊慌的邓文仪,连着搞错了几件事。红军进攻发生的时间并不在福建事变中,而在事变之前。彭德怀的兵力也不是十万,而是不足两万。蒋军以九十八师防守临川,以第四师、三十六师、八十五师参加战斗,兵力不但不处于“劣势”,且两倍于红军。

但邓文仪也说出一些真情。当年幸存下来的浒湾战斗参加者,也不知道后来被指责为李德式硬拼仗的浒湾战斗,竟然差点儿端掉了蒋介石的老巢。如果他们知道当年长途奔袭的红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竟然挺进到距蒋介石设在临川第八中学的前进指挥所仅30公里的地段,那颗已经衰弱的心脏,也要突然间像年轻人一样怦然跳动几下的。

对红军来说,奔袭浒湾,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战役行动。但行动的目的不像邓文仪所述“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红军并不知道蒋介石在临川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的设想是以红七军团深入抚州地区活动,牵动围攻苏区的南进之敌回援,然后运用主力一、三军团与回援之敌在运动中决战。

11月11日,红七军团发起浒湾战斗,攻击未能奏效,敌向浒湾方向紧急增援。12日,红三军团投入战斗,攻击也未能奏效。13日凌晨发动总攻,攻击动作也不一致,天明以后敌机12架前来支援地面部队,低空猛烈轰炸扫射。

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的粟裕回忆说: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信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粟裕是我军著名的常胜将军,常胜将军却爱如数家珍一般回忆曾经历过的失败,尤其是重大失败。“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决不能说是光荣记录。

但记录历史,不是只记录光荣。

正是这样,我们这些后人才更加懂得,胜利从何而来。

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3天,毙伤敌人520多人,红军伤亡和失踪合计1095人,伤亡重大。

蒋介石却受刺激重大。

邓文仪回忆:

当前面战争紧急的时候,委员长除了紧急指挥前线军队作战之外,内心也很焦急。因为抚州空虚,增援部队不能迅速到达,万一匪军主力急攻抚州,实在无法以空城计对付彭德怀。曾想令南昌行营派来水上飞机,迎接统帅回南昌去。某天下午,委员长带卫士二三人与我散步到抚河畔,侦察水上飞机起落场所,行进途中委员长对我说:剿匪部队师劳无功,作战不力,危急战况,竟在抚州附近发生,证见我们的剿匪部队,已无能力战胜共匪,说罢连连慨叹。

这一几乎击中国民党军神经中枢之举,令蒋介石沮丧不已。

更令他沮丧的事情来了:“闽变。”

对第五次“围剿”准备极为精心、极为充分的蒋介石,几乎将一切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闽变”——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本来是“围剿”的东路力量,负责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东部防线的突然崩塌,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几乎全盘泡汤。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闽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好几次与晏道刚同坐汽车时,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时,便不时掏出自己写的“剿匪手本”,翻到后面的军歌,竟独自高声歌唱起来。

蒋介石刺耳的歌声一起,侍卫长宣铁吾就跑去找晏道刚,说老头子又发神经了。

据蒋介石身边人回忆,蒋失去控制一个人唱歌,在中原大战结束后有过一次。那是打垮冯玉祥、阎锡山后得胜而归,靠在车子里不停地哼小曲,还随手向沿途士兵、难民撒钱慰劳,欣喜之状,殊非一般。哼又哼不成调,惹得周围人欲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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