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拿小姐-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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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姓林的家伙好像故意同何彬作对，不管何彬等得如何心急火燎就是不见他回来。没有办法，何彬只得暂时放弃了与林宝强当面交锋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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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何彬立即将本次出差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接下来几位领导又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在境内外加强对林宝强的监视，但暂时不会对他以及这个调查公司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九七”香港回归近在眼前，上边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善待港人，争取民心，保持局势的稳定。所以，近一段时期一些香港人在内地违法犯罪，有关部门都是能不抓的就不抓，抓了的也是很快就放，尽可能不予治罪，实在需要治罪的便重罪轻治，判了好几年徒刑的也可以通过什么“驱逐出境”之类的方式当即放人。这样做的结果，香港人的人心或许是争取了一些，但内地的百姓意见很大，觉得这种同法不同罪、同罪不同罚的做法实在不合情理。照这样下去，谁能保证将来某个公园门口不会竖起来一块“本地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老百姓有意见发牢骚那是老百姓的事，上边的政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
几位领导定下了行动方案，向何彬交代了下一步的任务，便让何彬回家休息了。何彬回到家里同自己五岁的宝贝儿子亲热了一番，喝了碗太太为他坚的鸡丝银耳汤，再冲过凉后便已近午夜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何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姚纲打电话，他对这位老同学的情绪始终有些放心不下。
何彬先往姚纲的办公室打电话，此时差不多已到了上班的时间，而姚纲几乎每天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办公室里了。办公室的电话没有人接，显然姚纲和他的秘书都还没有进门。何彬又往姚纲的住处打电话，电话玲响了足有两分钟，睡得再沉的人也会被吵醒了，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接。
何彬找出笔记本查到了姚纲的手提电话号码。他平时极少拨打这个号码，因为姚纲几乎从来就不开机。姚纲说他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里，身边都有电话，开着手提电话白费电；而如果他不在这两个地方，那很可能是他不便于接电话的时候，所以也没有必要开着手提电话。何彬到处找不到姚纲只好试打一下他的手提电话，心里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出乎何彬意料的是，姚纲的手提电话一拨就通了。
电话是拨通了，但响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接听。何彬心里又急又气，耐着性子等下去，就是不肯把电话挂断。终于电话那头有人答话了，但却不是电话的主人，而是一个气哼哼的陌生的声音：“喂，找谁？”
“你是谁？”何彬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姚纲的手提电话怎么跑到陌生人手里去了？
“我问你找谁？”对方粗鲁得像刚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谁的电话我找谁！你是谁？我问你是谁！”何彬的语气十分严厉。
“派出所。”
“哪个派出所？”
“黄风岭。”
“黄风岭派出所？姚总的电话怎么在你们手里？”
“这是公务，你少管闲事好不好？大清早的，不要自找不自在。”
“什么他妈公务！你把黄海给我叫来听电话！”何彬气到极点时什么人也敢骂。
黄海是黄风岭派出所的正所长，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虽才三十岁出头，但办事干练，作风严谨，为人正直，在干警中威望很高。接电话的年轻人从姚纲的语气中感觉到这不是个普通人，又听他直接点出了所长的名字，猜想这个人不是公安局的领导便是所长的老爹，至少也是所长老婆的老爹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黄所长不在这里，您是不是可以……”
“姚总的电话怎么在你手里？他人在哪里？”何彬打断了他的话。
“他被秦副所长拘留了，好像是犯了什么罪吧。”
“放屁！他要是能犯罪，中国至少也要有十二亿罪犯。你把秦孝川叫来，我是何彬。算了，你让他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何彬刚刚减弱一点的火气又被激了起来。他扔掉电话，跑下楼去发动自己那辆蓝黑色的“奥迪”轿车，但刚拉开车门却又猛地关上了，转身钻进了另一辆汽车。
那是一辆性能优越的“三菱”越野车，是何彬执行特别任务时专用的，车上装有警笛和警灯，还配有其他一些神秘的设备。何彬平时只用那辆“奥迪”，驾这车与他“商人”的身份比较适合，不易引人注意。何彬把“三棱”驶到街上，打开警灯拉响警笛，风驰电掣般向黄风岭派出所开去，一路上能顺行则顺行，不能顺行便逆行，至于路口上亮的是红灯、绿灯还是黄灯，何彬全当没有看见。
再说姚纲夜里被秦孝川锁进拘留室里，恨得牙齿咬得吱吱响，心想秦孝川这小子可真够狠毒的，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便把老子抓来关进这么一个狗窝里，连口水也没有，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待老子出去非跟他算这笔帐不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姚纲还从来没有如此恨过谁。他这个人生来性格温柔，待人十分宽厚，几乎从来不与人结怨，也几乎从来不与人怄气。他对自己有一句名言：如果是君子得罪了你，那是好人犯错误作应当原谅他，因此你便不应当生气；如果是小人得罪了你。
你就不应当与他一般见识，因此你便不值得生气。所以，看姚纲生气就像看哈雷彗星撞月亮一样，稀奇得很。有时别人实在把他得罪苦了，他也会不高兴，也有怨恨别人的时候，也有过想寻机报复的念头，但事过之后很快便心平气和下来了，从没有真与谁结过怨或报复过哪一个人。
这次姚纲似乎是真的气急了，恨透了。他在这狭小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断转着圈，不断跺着脚，不断发着誓，好像生怕自己事后心肠一软又饶了秦孝川。但不管气也好，恨也好，此时他被人家锁在这铁笼子里却也无可奈何。他既不能变成一头大象把那牢固的铁栏杆拉断，也不会化作一只小虫子从那富缝里钻出去，看来他只能在这里将就些了。姚纲转累了，恨累了，气也便消了些，倦意和困意全上来了。他贴着墙坐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待他被一阵尖利的叫喊声吵醒时，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了。
叫声是从斜对面的另一个铁笼子里传来的。那里关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何止是关着，还有一条铁链子一头锁在窗栏上，一头拴在男孩的脖子上，活像是拴着一条尚未驯服的烈狗。原来这男孩是附近一家电子厂的临时工，平时有些小偷小摸的毛病，前几天输了厂里的电子零件拿出去卖，被厂里报了案，于是便被派出所抓来关了起来。这男孩的父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受了工伤干不了了，便让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来工厂打工以弥补家用。工厂的领导见这一家人生活困苦十分可怜，起了恻隐之心，便又同派出所讲情，愿把这孩子保出来由工厂进行教育。
早晨工厂派人来领人，派出所同意放人。主管此案的一个面孔黝黑的年轻人给那男孩打开铁链子，却又让男孩两手扶地跪下来，然后用穿着皮鞋的脚踩在了男孩的手上，嘴里恶狠狠训斥道：“记住，以后还去偷，还去偷啊！”男孩吱哇惨叫了好一阵子，待把手抽出来时已是皮开肉裂，鲜血淋淋。
姚纲心里一阵痉挛，赶紧把眼闭上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家伙竟会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去对付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尽管这孩子有过可耻的偷盗行为！姚纲由此而想到了自己的处境。秦孝川那家伙很可能比这个冷血的年轻人更加心狠手黑，他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呢？万一他对自己刑讯逼供，自己能够抗得住他的酷刑而不会被屈打成招吗？如果是在敌人的刑讯室里，他姚纲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或许能够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好好地表现一番，就像童年时看过的电影里的那些革命英雄，临死前也要痛痛快快地喊一声“共产主义万岁”什么的。但自己作为一名国营企业的领导而平白无故地被这个国家的专政工具所治罪，是不是他妈的太冤枉了！
姚纲正在胡思乱想着，却见睡眼惺松的秦孝川同他的两个助手急匆匆走下楼梯，直奔姚纲的铁笼子而来。姚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秦孝川让助手打开门，一步跨进来拉住姚纲的手，满脸笑容地开了口：“姚先生，实在抱歉。昨天只想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忙了一天太累了，上楼就睡死了，让你受了这么大委屈。真是该死，该死！”秦孝川可能确实不会笑，他脸上的笑容只是在未开口说话时能够显露出一些，只要一张口那些本来就十分别扭的零散笑容便立即被铁桶似的嗓音震得颗粒全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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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使姚纲吃惊不小，怎么刚到早晨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这么一想，姚纲竟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空。但这里根本看不见太阳，少得可怜的阳光都是间按照射过来的。即使能看见太阳，它也不会真从西边出来，那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姚纲意识到自己有些神经错乱，至少是有些糊涂了，现实和虚幻都分不清了。
姚纲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这么脆弱，才在这里住了一夜，其实才几个小时，他就有些要精神崩溃了，那些在这种地方一住便是十天半月的人，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难怪人们出门在外宁可花钱去住旅馆，原来免费提供的住所确实不怎么舒服。
姚纲愣愣地看着秦孝川，脑子里乱糟糟不知在想些什么，思绪怎么也集中不起来。秦孝川拉着姚纲向楼上走去，来到二楼一间宽敞的会客室。秦孝川要一个助手赶紧去买早餐，自己和另一个年轻人则陪姚纲在沙发上坐下来没话找话地聊起天来。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秦孝川虽像头横冲直撞的野牛，但对何彬仍是有几分敬畏，他觉得自己从哪方面讲也不应当得罪这个神通广大的何老板。谁都知道，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警察，即使谁都不怕，至少有两种人还是要尽可能不去招惹。一是检察院的人，如果他们想特别关照你一下，是很容易给你找出毛病来的。
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呢？其实何止是鞋子，许多人连裤子褂子帽子都湿得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水。让他们抓住小辫子整治一下，轻则名誉扫地，重则连命都要搭上。
再有就是何彬他们这号人，虽然他们平时从不会主动与你找麻烦，但一旦他们盯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便绝没有藏身之地了。即便你上天入地他们也随时可能出现在你的身边，所以不要说你落在他们手里，就是整天提心吊胆地防着他们也足可以使你减寿三十年。
再说何彬这个人确实有些本事，在本城的政法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