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亮的十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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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妈妈破天荒地多待了几天，陪着我，还带我到商场去买好吃的食品。临行前，她帮我洗了一上午的衣服。在火车站，她对我说，“儿子，别怪妈妈狠心，你已经长大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跳水，就必须自己经历风雨！”
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到宿舍，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
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自己不会任何跳水动作，在强手如林的四川队怎么立足？我又该怎样面对各种人情世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次离开重庆、离开陕西、出国比赛。但就是再忙，我也会往家里挂个电话，道一声平安。那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故土之情，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也就是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兵败漳州
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在省队试训了半年，我没能留下，又回到了重庆体校。但面对体校队友们，总是神吹自己在省队的经历，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神态。
198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幼芽杯”全国跳水锦标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地
点在福建漳州。
漳州和郴州是中国女排的集训基地，也是中国女排的福地。２０年前，中国女排从这里走向世界，奠定了“五连冠”的伟业。２０年后，一位操浓厚闽南口音的福建汉子陈忠和，带领困境中的中国女排再次实现了“两连冠”。不过，这两个福地却与我无缘。尴尬与失败，才是我对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忆。
１９８８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省比赛。从四川路过湖南郴州市，第二天转车去福建，我们必须在郴州待一个晚上。
当时，教练只订了两个房间，而我们有５名男队员，３名女队员。每个房间只有四张床，结果我被不幸地分到了女孩房间去，而且是教练指定的。
和女孩子住一屋？这多难为情啊，队员们该会取笑我了，但教练的安排就是命令。于是，我像犯人似的，低着头、踮着脚轻轻进了女队员房间。还好，天气很热，大家都用蚊帐，谁也看不见谁；而且教练规定，队员睡觉时一律不许关门，他会随时检查。我一钻进蚊帐里，就一动不动地躺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但很快就睡着了。
就这样，我在女生寝室里挨了一夜。很庆幸，结果没有人发现我，事后也没人笑话我。
到了漳州后，我把这个福地好好地游览了一圈，可惜没为自己带来好运。
“幼芽杯”不允许专业队员参加，在省队集训的我，虽然摸到了专业队的门槛但还是业余选手。因此，被列为夺标热门人选。而且，与众多业余体校的孩子相比，我确实有太多值得骄傲的理由：我能跳１０米台的１０３动作，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是奥运会规定动作，他们则只会跳５米台，只会简单的入水。
但到了正式比赛中，我才发现自己的那点儿功底是多么微不足道。身体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指挥，动作完全变形走样，而且我关心的不是比赛胜负，而是在练习时不能让别人插我的队！
结果，跳板比赛，我第三轮便被淘汰下来。而跳台比赛（当时只跳５米台），我排在前８名之外，可是我在重庆体校的队友竟然跳了个第６。重庆队的教练冲到我面前大吼：“哼！你还在省队练过呢，什么臭水平啊，吹的吧！”
这句话，让我难过了半天。
更郁闷的是，由于省队本次只考虑比赛前８名的选手，我就这样再次与省队擦肩而过。
应该说，这场比赛也差点葬送了我的跳水生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正值四川跳水最强盛的时候。“跳水皇后”高敏一辈的四川健儿在国际上争金夺银，其后备力量也人才济济。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没有太多优势的我，在跳水事业上亮起了红灯。
在业余组阶段，跳水比赛特别强调选手的基本功，动作虽然简单，但要体现出动作的美感和规范。我的特点是翻腾有力，水花效果好，但动作漂亮不是我的特长。这就注定了，我不会得高分，不会在业余比赛中脱颖而出，不符合“有发展前途”之类的评价，省队的大门不会为我开启。
１９８９年，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漳州，今夜请将我遗忘。
我伤感地对这个城市说拜拜，在夜色中潜回重庆，回到我的家。
在白眼的注视下（1）
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家结束了一个月的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开始了训练，不过这次，训练地点改在了北京。这也是短时间内，我们换的第三个训练场地。
火车将我们甩到北京站，然后的士又将我们拉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如今的体育总局附近一个破旧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四个大字－－惠龙旅馆。
这是我们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驿站。除了能记起早饭油饼的味道还不错外，这个又贵又吃不饱饭的地方，实在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不久，我们搬到了北京队四块玉训练基地的平房里。别看附近胡同深深，但却是人才辈出，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就驻扎在这里。陕西队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张练夫妇一间，４名男队员一间，３名女队员一间。
四块玉，成了我们“张家军”的根据地，而张练夫妇，也是“革命工作一肩挑”，身兼教练、厨师、保姆等多项职务。
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从驻地到体育总局后面的跳水馆，走路需１５分钟，而骑车则只要５分钟。对我们来说，１０分钟非常可贵。
张练他们到附近的旧车市场买了旧自行车，大约１００块左右。但对于每周生活费只有５块钱的我来说（当时我们名义上虽然有工资了，但没有及时兑现，每周从张练那里领５块钱生活费），二手自行车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于是，我跑到隔壁修理工叔叔家里，问他是否能给我弄到便宜的自行车。
两天后，他居然弄来一辆锈迹斑斑的２６自行车，要价２０元。真奇怪，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辆破车，只有车的轮。一个主架、一根链条和两个轱辘，当场根本没法骑。但这个价格很有诱惑力，于是我为车配置了把手、铃铛、脚蹬、锁、内外胎，又花了２０元。
这辆４０元的组合车，也是我人生的第二辆自行车。第一辆是陪伴我多年的儿童自行车，它曾激活了我的运动细胞。如今，这辆成人自行车，载着我驶向事业的起点。
我喜欢上了这辆车。每天清早，我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擦拭我的宝贝车。我还从修理工叔叔那里借来机油，将铁锈去掉。然后，我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训练时一个车队骑过去，浩浩荡荡，场面煞为壮观。
这时候，我已经真正意识到，跳水已经成为我的事业，而不是求生的手段。但是真正练起来，可不像骑车这么轻松，有的时候，跳水甚至让我们感觉卑微。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时候，我们借用国家队的训练馆，但必须错开国家队的训练时间，如果国家队是早上训练，不用器械，我们就得赶紧用器械。而如果国家队上午练陆上，我们就练习水上。等国家队进行水上训练时，我们就进行压腿等陆上训练。而如果国家队哪个队员提前练完了水上课，我们会顾不上热身，赶紧往前冲。
由于是借用的别人的场地，遭受冷落、刁难在所难免。馆里的照明灯没有经过改造，一开灯特别费电。国家队训练当然要保证光线，轮到我们训练时，人家为了节约用电就关灯，这对跳水运动员来说是个忌讳：无法在空中寻找目标，眼睛也容易出问题。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再说也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
如果说客观环境还可以克服的话，那么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２年上半年，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熊倪、孙淑伟、伏明霞等明星也在跳水馆里进行着最后的冲刺，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压抑。能近距离观摩明星的训练，让我们又兴奋又激动。以前，小朋友只要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谁谁了，”感觉特神奇，这次，我可是见到真人了。
见到这些明星后，我从来不敢向前靠近他们，只能偷偷地观看。人家走过来的时候，我赶紧低头，不敢和他们对望。当然，这些国家队大腕们，从来不会将高傲的眼睛投向在角落里张望着的我们。奇Qīsuu。сom书最糟糕的是，有时候，明明还是你的训练时间，但由于他们来早了，出现了“撞车”的情况，他们用责怪、埋怨的眼神望着你，好像你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似的。
那种不屑一顾、藐视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
那时候，教练也给我们看洛加尼斯、熊倪等的比赛录像，但我们也仅仅认为是技术录像，不知道崇拜谁。或许，明星们离我们太远了，即使是天天在一个馆里训练，但他们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高不可攀。
这就是技不如人、低人一等啊！
生活在这种刺激的环境里，坚定乐我的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悲壮２０７（1）
练２０７（向后翻腾三周半）的时候，队友晏辉被烫伤，一直躺在床上。临出发训练前，我悲壮地对他说，今晚我要是能站着回来，就证明我成功了。否则，我就躺着回来，陪在你身边。他举起拳头，认真地说：加油！
在北京，在国家队队员异样眼光的注视下，我们训练得很压抑。在这种状态下，我常常产生“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担忧。那时候，我开始学习新动作，但心里总想：没准今天
学动作的时候被摔伤了，明天就待在医院里了。
这时候，春节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加重了我的担忧心理：一是女生宿舍起火，一是队友晏辉被烫。
１９９２年２月，大年三十，北京还没有禁放鞭炮，我们都用过年发的钱买了鞭炮。当时，李锐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女孩都挺怕他。于是，她们在买了鞭炮后，藏在被子里，这样不至于被李锐发现。
女生宿舍与我们隔了几个房间。吃完饭后，她们反锁了房门，跑到我们这边房间玩。到了傍晚，任佳、王璇和刘倩觉得是时候可以放鞭炮了，就回房间去拿。
一开门，发现房里面黑烟滚滚。她们吓得哇哇叫，我们赶紧跑过去看，发现床上的东西都被烧没了，房顶和墙壁也被熏黑了－－不知怎么回事，她们藏在被子里的鞭炮可能是受热“自行爆炸”。万幸的是在被子里放炮，没有起明火，要不然，女生宿舍的隔壁就是四块玉训练基地的仓库，后果不堪设想。
鞭炮玩不成了，我们又惊又吓没了心情，女生们还到我们宿舍借住一夜。由于房子是租的，又没钱粉刷墙壁和屋顶，整个春节假期，我们都忙乎着用小刀等各种工具，将墙壁熏黑的部分刮干净，全然忘记了想念家人。
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三天后，我们几个小孩恢复了顽皮的本性，在早饭时耍嘴皮子，张练听得火冒三丈：“你们闲了，都给我打水去！”结果，我们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