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拉的灰烬-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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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也有闲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坐在长凳上聊天。我们可以聊，但不能笑。巴里小姐说我们坐在这儿，还能拿工资，真该谢天谢地，我们是一帮二流子和街油子。这没什么好笑的，坐着聊天，还拿工资，这没啥好笑的。谁敢嬉皮笑脸，就给我出去待着，不笑了再进来，要是还敢笑，就向上级告恁们！
男孩们压低嗓音谈论着她，托比。麦基说：这条老母狗该好好修理一下，该用骨头好好
捣捣，用树枝好好捣捣。她母亲是个满街拉客的贱货，她父亲的睾丸上长着肿包，手淫的地方长着肉瘤，刚从疯人院跑出来。
笑声沿着长凳传来，巴里小姐冲我们喊：我警告过恁们，不能笑。麦基，你在那里胡扯什么呢？
我说这么好的天，空气又新鲜，最好出去送电报，巴里小姐。
我清楚你说了什么，麦基，你的嘴巴和厕所一样臭，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我听见了，巴里小姐。
楼上都能听见你在吵吵，麦基。
是的，巴里小姐。
闭嘴，麦基。
我闭嘴，巴里小姐。
别再来一句了，麦基。
不来了，巴里小姐。
我说闭嘴，麦基。
好吧，巴里小姐。
就此打住吧，麦基，别惹我。
我不惹你，巴里小姐。
圣母啊，给我点耐心吧。
是的，巴里小姐。
收回最后一句，麦基，收回去！收回去！收回去！
我会的，巴里小姐。
托比。麦基跟我一样，也是个临时工。他看过一部叫《头版新闻》的电影，就梦想将来有一天能去美国，当一名戴着帽子叼着烟的、很气派的报社记者。他的口袋里一直藏着个笔记本，因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即事实。他记下的是事实，而不是什么狗屁诗，不是像你在利默里克酒吧里听到的———爷们儿讲的英国怎么欺压我们的那些，是事实，弗兰基。他记下自己所送电报的数量，以及路程的远近。我们坐在长凳上，保证自己不笑后，他告诉我，假如我们一天送四十封电报，一星期就是两百封，一年就是一万封。我们工作的这两年可以送两万封。假如我们一星期能骑一百二十五英里，这两年的工夫就是一万三千英里，那相当于绕着地球骑了半圈，弗兰基，难怪我们的屁股上没有一点肉呢。
托比说没有人像电报童这么熟悉利默里克，我们知道每一条大街和巷子、每一片街区、每一所密室、每一座寓所、每一个庭院。老天啊，托比说，利默里克没有一扇门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敲过各式各样的门，有铁的、橡木的、三夹板的。两万扇门，弗兰基，我们敲它、踢它、推它。我们扣门环、按门铃，高声喊，吹口哨：送电报的，送电报的。我们把电报丢进信箱，塞进门缝，扔进门上的小窗，遇到卧床不起的人家，我们就从窗子爬进去。我们吓走每条想吃掉我们的狗。当你把电报递到人们手上，你一定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的大笑，有的高唱，有的手舞足蹈，有的又哭又叫，有的无力地晕过去。你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醒过来，把小费付给你。这一点不像在美国送电报，有一部叫《人间喜剧》的电影，里面的米奇。鲁尼骑着车子送电报，人们都很喜欢他，争先恐后地给他小费，请他进屋，给他一杯茶和一块面包。
托比。麦基说他的笔记本里有大量的事实，所以什么也吓不倒他，我也想和他一样。
奥康纳太太知道我喜欢送乡下的电报，要是天气晴朗，她就一次给我十封乡下的电报，让我整个上午都在外面跑，午饭前不必回来。秋季的天气有时候不错，香农河波光粼粼，田野绿油油的，晨露闪烁着银光。袅袅炊烟掠过田野，散发出炭火的芳香。母牛和绵羊在田野里吃草，我想这些是不是就是牧师所说的牲畜。如果是，我也不会吃惊，因为公牛总是没完没了地爬到母牛身上去，公羊对母羊、公马对母马也是这个样子。而且它们都有一个那么大的家伙，大得让我冒汗，让我同情起天下所有的雌性动物来，它们不得不承受那么大的家伙。不过当头公牛也不错，它们想干就干，对一头动物来说，这绝对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不怕在这里跟自己干，可是不晓得会不会碰上带着牛羊赶集下田的农民，他们举举棍子，冲你打招呼：你好，年轻人，多好的早上啊，感谢上帝和圣母。要是看到你在庄稼地里触犯“第六诫”，虔诚的农民可能会发火的。马喜欢把头伸出围栏和树篱，看看是谁从这里路过。我停下脚步，跟它们说话，它们长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鼻子，显得很聪明。有时候，两只小鸟会隔着一片田野相互鸣唱，我停下来，想听听它们在唱什么，再过一会儿，会有更多的鸟儿加入进来，到后来所有的树和灌木丛里都充满了鸟鸣。要是路边的桥下有小溪在奔流、有鸟儿在歌唱、有母牛在哞哞、有羊羔在咩咩，这会比哪部电影里的乐队都动听。午饭时，农舍里飘出阵阵熏肉和卷心菜的香味，我饿得受不了了，就爬进田野，猛吃半个小时草莓，又把头扎进小溪里，喝一通冰凉的水，那水比任何煎鱼薯条店里的柠檬水都好喝多了。
我送完电报，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一趟古代修道院墓地，我母亲的亲戚———盖佛尔家族和西恩家族就葬在这里，我母亲自己也想葬在这里。从这儿可以看到高高的卡瑞戈古诺城堡的废墟，我骑到那里，坐在最高的那堵墙上，遥望着香农河流向大西洋，奔向美国，梦想有一天，我可以扬帆远航。
邮局里的男孩子们告诉我，我很幸运，能拿到卡莫迪家的电报，会得到一先令的小费呢，这是你在利默里克能得到的最大一笔小费。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得到我呢？我是刚来的呀。他们说：啊，有时候，特丽莎。卡莫迪会来开门，她患有肺炎，他们害怕被传染。她十七岁，经常进出疗养院，肯定活不到十八岁。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像特丽莎这样的病人清楚自己没多少活头了，她会发疯地追求爱情和罗曼史，以及每样东西。每样东西，这就是患肺炎的人要对你做的，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
我骑车穿过十一月湿漉漉的大街，惦记着那一先令的小费。我拐进卡莫迪家住的那个街道，自行车滑了出去，我跌倒在地，蹭伤了脸，划破了手背。特丽莎。卡莫迪来开的门，她长着红头发，绿眼睛，像利默里克郊外的田野一样绿，两腮鲜红，皮肤白得吓人。她说：啊，你都淋湿了，还流着血。
我骑车滑倒了。
进来，我给你抹点药。
我犹豫了，该不该进去呢？我可能会染上肺炎的，那可就完了。我才十五岁，还想活，还想要那一先令的小费。
进来，站这儿你会没命的。
她坐上水壶烧茶，然后在我的伤口上抹了些碘酒。我竭力像个男子汉那样，一声不吭。她说：啊，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小男子汉。到客厅吧，去炉子前把衣服烤干。瞧，你干吗不把裤子脱掉，在炉栅上烤烤呢？
啊，不了。
啊，来吧。
我来吧。
我慢吞吞地把裤子挂在炉栅上，坐在那儿，望着水汽升腾起来。我望着自己那东西在挺起，担心她进来时可能会看见我在兴奋哩。
她端着面包、果酱和两杯茶走进来。主啊，她说，虽然你这小伙儿是个皮包骨，却有个不错的家伙。
她把碟子和茶杯放到炉边的桌上，扔在那儿不管了。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兴奋”，领我穿过房间，来到靠墙的绿沙发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是罪过、碘酒、对肺炎的恐惧、一先令的小费和她的绿眼睛。她躺在沙发上，说不要停下来，不然她就要死了。她哭了起来，我也哭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啦，会不会从她嘴里传染上肺炎。我时而飘飘欲仙，时而坠入悬崖，要是这就是罪过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我们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儿，她问我：你还有电报要送吗？我们都坐起来，她突然惊叫：啊，我流血了。
你怎么啦？
我想是因为第一次吧。
我对她说：等一会儿。我到厨房里把那个瓶子拿过来，把碘酒洒在她的伤口处。她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像个疯子似的在客厅里转个不停，又跑进厨房用水冲洗一番。擦干后，她说：主啊，你真够傻的，你不该往女孩子那里洒碘酒。
我以为你被弄伤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又给她家送了几个星期的电报。有时候我们在沙发上兴奋，但有些日子她咳嗽得厉害，能看出她十分虚弱。她从不告诉我她身体不好，从不告诉我她患有肺炎。邮局的男孩子们说我拿着一先令的小费，还有特丽莎。卡莫迪陪着，一定过得无比美妙。我从不跟他们讲我没拿到小费，从不跟他们讲绿沙发和兴奋的事，也从不跟他们讲每当她为我开门，看到她是那样虚弱时，我有多么痛苦。那一刻，我最想做的就是为她烧茶，坐在绿沙发上紧紧地拥抱她。
一个星期六，我奉命将电报送到特丽莎母亲上班的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尽量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卡莫迪太太，我经常给您送电报，我想那是您的女儿吧？特丽莎？
是的，她住院了。
她住的是疗养院吧？
我说的是医院。
她跟其他的利默里克人一样，不好意思说“肺结核”，而且，她也没给我一先令，压根就没有任何小费。我骑车去医院看望特丽莎，他们说你得是她的亲戚，还得是成人才行。我告诉他们，我是她表弟，八月就满十五岁了，他们却叫我走开。我骑车来到圣芳济会教堂，为特丽莎祈祷。圣弗兰西斯啊，烦请您转告上帝，告诉他，那不是特丽莎的过错，那些星期六我本可以不送她家的电报的。告诉上帝，特丽莎对沙发上的兴奋没有责任，是肺病迫使她这样做的。我爱她，就像您深爱着每一只小鸟、牲畜或鱼儿一样。求您告诉上帝，把她的肺结核弄走吧，我保证再也不碰她了。
下个星期六，他们又给了我一封卡莫迪家的电报。在街上刚骑到一半，我就看见那扇百叶窗已经合上了，还看见门上有黑纱花圈，看见白色紫杠的吊唁卡。透过门和墙，我看见自己和特丽莎赤身裸体地在绿沙发上疯狂翻滚。我知道此刻她已经进了地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从门下把电报塞进去，又骑到圣芳济会教堂，乞求特丽莎的灵魂安息。我向每一座塑像祈祷，向彩色的玻璃窗祈祷，向苦路祈祷。我发誓这一生将追求信仰、希望、慈善、贫穷、贞洁和顺从。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做了四次弥撒，其中向苦路做了三次，又念了一整天的玫瑰经。我不吃不喝，到处走，一到僻静的地方就大哭，乞求上帝和贞女玛利亚能够宽恕特丽莎。卡莫迪的灵魂。
星期一，我骑着邮局的自行车，跟着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站在远处一棵树的后面。卡莫迪太太在流泪哀号，卡莫迪先生抽着鼻子，一脸茫然。牧师背诵起拉丁语祈祷词，在棺材上洒了圣水。
我想到牧师跟前去，到卡莫迪夫妇跟前去，我想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把特丽莎送进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