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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1章

鲁迅-第331章

小说: 鲁迅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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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

  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

  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

  著安。

  罗怃。六月十一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罗怃。

  〔2〕《蜜蜂》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写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引起群众反抗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写了《“蜜蜂”》一文,其中说:“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
  《木刻创作法》序

  地不问东西,凡木刻的图版,向来是画管画,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国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经衰退;清光绪中,英人傅兰雅氏编印《格致汇编》,〔2〕插图就已非中国刻工所能刻,精细的必需由英国运了图版来。那就是所谓“木口木刻”

  〔3〕,也即“复制木刻”,和用在编给印度人读的英文书,后来也就移给中国人读的英文书上的插画,是同类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儿童,见了这些图,便震惊于它的精工活泼,当作宝贝看。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是艺术家直接的创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现在我们所要绍介的,便是这一种。

  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画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无须乎此的,否则,一张什么复制缩小的东西,实在远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费。自然,也许有人要指为“要以‘今雅’立国”〔4〕的,但比起“古雅”

  来,不是已有“古”“今”之别了么?

  第二,是因为简便。现在的金价很贵了,一个青年艺术学徒想画一幅画,画布颜料,就得化一大批钱;画成了,倘使没法展览,就只好请自己看。木刻是无需多化钱的,只用几把刀在木头上划来划去——这也许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样,可以成为创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创作的欢喜。印了出来,就能将同样的作品,分给别人,使许多人一样的受到创作的欢喜。总之,是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远了。

  第三,是因为有用。这和“好玩”似乎有些冲突,但其实也不尽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么。打马将恐怕是终于没有出息的了;用火药做花炮玩,推广起来却就可以造枪炮。大炮,总算是实用不过的罢,而安特莱夫一有钱,却将它装在自己的庭园里当玩艺。木刻原是小富家儿艺术,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装饰,文学或科学书的插画上,也就成了大家的东西,是用不着多说的。

  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讲说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却已经给了读者一个大意。由此发展下去,路是广大得很。题材会丰富起来的,技艺也会精炼起来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各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这书虽然因此要成为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鲁迅记。

  BB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木刻创作法》,白危编译的关于木刻的入门书,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2〕傅兰雅(JAFryer,1839—1928)英国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丰十一年)来我国传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在上海与人合办“格致书院”,次年出版专刊西方自然科学论著摘要和科学情报资料的《格致汇编》(季刊),时断时续,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该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细的插图。

  〔3〕“木口木刻”即在木头横断面上进行的雕刻。〔4〕这是施蛰存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攻击鲁迅的话:“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鲁迅曾将该文录入《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的“备考”。
  《守常全集》题记

  我最初看见守常〔2〕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

  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

  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

  答说是“做买卖的”。

  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

  在厦门〔3〕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

  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4〕,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

  这是极应该的。

  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

  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

  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

  了罢。

  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

  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

  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

  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

  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

  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

  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书局出版。

  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

  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5〕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

  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钊的文稿经李乐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辗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

  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

  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

  〔2〕守常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

  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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