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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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老吴！……”
可是他一声不应，躺在那里。我想他—定是昏过去了，听不见，更使劲地叫喊着：
“老吴！老吴……”
等在山坡外的同志们，在巨大的爆炸声后，听见有人喊叫，唯恐发生事故，有两个同志连忙沿着山脚过来了。
“同志们！快把吴厂长送到医院去。快点！快点！”我声嘶力竭地喊着。
那两个同志跑到吴屏周面前，蹲了下去，不一会，又慢慢地站起来，立正搞下帽子，低下了头。
吴屏周牺牲了！
他在旧社会里从小就受苦，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全家缺吃少穿。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参加了人民的军队，起初在津浦路西解放区做群众工作，后来担任了淮南军工部政治委员，不久前担任华中军械处的政治委员，被派到东北来建立炮弹厂。我们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现在，这个党的优秀儿子，工人阶级的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哀痛使我忘掉肉体的痛苦，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掺合着脸上的鲜血，滴了下来。
一辆大卡车开到山脚下。车上垫好三床棉被，同志们把我抬了上去。
汽车开过乱石地，车身猛烈地颠簸着，我咬紧牙根，忍受着疼痛。汽车开出山口。总厂党委书记带着护士慌忙地赶来，给我注射强心剂和止痛剂，作了止血手术。党委书记爬上汽车，抱住我的头说：
“运铎同志，我来晚了，使你受苦了。”
我伸出手，想握握他的手。可是，又是一阵疼痛，只喃喃地说。
“我很快就会好的。”
汽车转上平坦的公路，奔向医院。同志们在两旁用手紧握着棉被的边沿，把我抬下车来。我昏迷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们用剪刀剪去我全身衣服，要把那些大块弹片取出来，却没法下手。因为我全身是伤，没法施行局部麻醉，如果施行全身麻醉，又怕麻醉过去醒不转来。医生只好干脆不用麻醉，把我按在手术台上，用刀、用钳子硬干。
我昏过去，醒过来，就像经过好多个漫长的日夜。党给我勇气，敢冒生命的危险，党也一样给我毅力，来克服疼痛。我忍受着，忍受着，竭力不叫出声来，又昏过去了。
永远前进
不知经过多少日夜，我才清醒过来。
一个早晨，正在睡梦中，忽然感到手脚被什么东西夹住，伤口疼痛难忍。睁开眼睛一看，陆平正俯在床边上，带着忧虑的脸色，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动弹。工厂派来的小朱双手抬起我的右腿，医生们正在换药。疼痛钻心，我咬紧下唇，轻轻哼了一声。陆平更紧地抓住我的手腕，好像怕我从床上滚下来。她朝我一呶嘴，镇静地说：
“别动，马上就完了！”
我昂起头，眼睛随着医生的手转动，只见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手指那么粗的青筋也炸断了，有两三寸长一段吊在伤口外面，左腿被碎片崩的尽是芝麻大的窟窿，就像一个个蜂窝。医生在右腿的大伤口上，一连塞进去几大卷纱布。换药延续了一个多钟头。
我觉得胸部一阵阵的痛。陆平忙掀开棉被，解开我的衣服，发现左胸突起一块茶杯口大的紫黑色伤痕。陆平呆呆地站在那里，她用惊奇的眼光凝视着伤痕，思索了一会，急忙转过身去，拉开小桌抽屉，拿出一只怀表。递给我说：
“你看巧不巧？这是在你衣袋里掏出来的。”
我也楞住了。原来有一块凶恶的弹片，正巧被左边衣袋里的怀表挡住了，表里的机件打得粉碎，只剩下击扁了的外壳。如果没有这只怀表，或是弹片再偏一分，那就一切全完了！
我躺在床上，左手和右腿都被夹板牢牢地固定了。头部、腹部一直到脚尖全被纱布绷带缠满，就像被铁钉楔在床上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知道伤势是严重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这一次，又会落个什么结果呢？从那些来看望我的同志们的脸色上，可以得到答案。但是，我相信死亡跟我无缘。我战胜它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即使是死，或者落个重残废，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自己，就是别人。在这时候，不禁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通过保尔·柯察金所谈的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废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无限长久。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远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党就号召我们学习保尔·柯察金的优秀品质，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程度。不久，我从淮南《抗敌报》一个同志那是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那是淮南仅有的一本，经过许多人的手，书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虽然由于环境的艰苦，灯油越发越少，灯草也由三根减到一根，保尔·柯察金仍然跟我一起守着微弱的灯光，度过好几个夜晚。在他那火焰一般绚丽的生命光辉的照耀下，我真正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是我也毫不气馁地勉励自己：应该不愧为他的一个朋友和同志。
解放战争正当紧张的关头，前方多么需要炮弹，我却老是躺着，一动也不能动，总觉得没尽到责任。为了静养，我曾强迫自己不想心思，可是只要精神稍好一些，头脑里就会出现工厂里、前线上激战的场面。我的心飞出病房，奔到工厂，想像着车床在飞速旋转，大批大批的炮弹生产出来，日日夜夜。用卡车装着，用毛驴驮着，用牛车拉着，越过凸凹不平的道路，越过遍地泥泞，送到前方去。我们的炮弹，像疾风暴雨一般，落在敌人阵地里，在漫天的烟尘中，敌人的工事垮了，战士们突破重重障碍，把胜利的红旗插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然而，一睁开眼，望见的只是雪白的天花板。劳动的欢乐，胜利的喜悦，都离得很远。我感到不安，哪怕是回工厂看一眼，呼吸一下工厂的空气，也会给我很大的满足。我开始了挣扎。不料刚一挪动身体，剧烈的疼痛又把我扳倒了，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爬起来，我恨得流下了眼泪。
腿上那根被炸断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结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短时间是长不好的。听医生们说，如果把腿锯掉，一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几次下决心锯掉腿，装一只假腿，回去马上可以工作。但是，我和陆平一商量，她却不同意。她严肃地说：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些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快别胡思乱想了！”
我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丢掉锯腿的念头。可是我还是极力想做点什么事情。
我曾经多次拆过信管，也读过有关信管的材料，如果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他们一定要少走一些弯路，对建厂也许有些帮助。经过再三请求，医生们才同意，他们把我扶起来坐在病床上，背后垫了两床棉被，又给我找来一块方木板，摆好纸。我用绕满绷带的左手和木夹板接着纸张，右手慢慢地写文章。头一天，写了两千字，心里充满了愉快。一连三天，我连写带绘图，完成了初稿，送到总厂。他们用油印印成了小册子，党委还在第一页上加了按语，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浑身疼痛还没有减轻，又咳嗽起来了，我怀疑有肺病，医院里给我拍爱克斯光照片，证实肺部正常，只是头壳和两腿有些碎弹片。医生也不瞒我，坦率地说：
“你的左眼失明，是弹片崩的；现在据爱克斯光照片诊断，你的右眼里，也有了一小粒破片。”
那就是说，剩下的一只眼睛也碰到危机了，每年每月，都要过黑暗无光的生活了。我着急地问：
“很快要瞎吗？”
“很难说。”医生惋惜地说。
我不顾再问了，双目失明，的确是致命的打击。没有了眼睛，能做什么工作呢？工厂不需要失明的人，机器也不愿意和盲人作伴。我想起儿童时候，矿山上常有一个盲人坐在街头的树阴下说书，弦子一拉，周围就集拢来一大群人。他那充满情感的声调，引起了许多老人的叹息、青年的愤慨和孩子的好奇。我和二哥常常听《岳传》听到半夜，不肯睡觉。那些矿工们也忘记了劳累，一直听到散场。如果我瞎了，就到农村去，做一个盲人宣传者！
做一个歌唱宣传员，得学会一种乐器。央求陆平给买了一只胡琴，我用左手仅剩下的一个小拇指，在弦上滑动，学习拉胡琴。……
左手腕的骨头已经接好了，在爱克斯光照片上可以看见折断处四周长了一圈新骨头，正像电焊工焊铁棍一样，牢牢地把两截断骨连接起来了。可是右腿骨仍旧有一寸来长的空间，新骨头一点也没生长，瞧着爱克斯光照片，真叫人发愁。医生用石膏绷带，把我从脚趾直到大腿全裹上，把伤口部分的石膏绷带挖了一个大洞，白天照样换药。为了使我早日复原，医院特别照顾我，对我的饮食作了安排，让我多吃含有钙质的东西：鸡蛋、牛骨髓，螃蟹，虾，海带。不过，要让这一寸长的骨头重新长起来，至少还得几个月。怎样度过这痛苦而又漫长的日子呢？我给自己排了一个课程表，抓紧时间学习。以前，因为缺乏必需的知识，工作中碰到过许多困难；现在正应该急起直追，趁着眼睛还有用，赶快把自己充实起来。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各种文学书和理论书，也学了外科医药知识。后来又学习外国语文。我们过去搞到不少日文技术书籍，可惜看不懂。现在我要求组织上请来一个日文教师，学了三四个月以后，借着字典的帮助，居然能看日文书了。
春天的太阳越过海岸上的山峦，白色的光线穿过玻璃窗，射进了病房。我给自己的课程表新添了一门功课：每天在床上做早操和晚操，争取早日下床。
周身的伤口都已经封口了，只剩下右腿上的伤口，还是顽固地张开红色小口，折断的骨头也没有长好。半年多来，一直躺在床上，背脊、屁股老磨着床垫，肌肉都磨烂了，只得用汽车内胎打足气当垫子。长期不运动，各部关节也逐渐地丧失了机能，脊椎骨硬得像是成了一整块骨头。我在病床脚头的栏杆上拴上一根粗绷带，用手拉着，想慢慢使上段身体离床坐起来。第一天，因为急着要试试，用力过猛，把绷带拉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