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蒙蔽世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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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但我不希望对他们产生一丝一毫的厌恶和鄙夷。
我第一次写电视剧，我知道在一个影像的时代，电视连续剧的影响远远大于小说，甚至也大于电影，也知道一部好的电视剧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和一部不好的电视剧同样巨大的副作用，因而笔触所至，不免战战兢兢，深恐辜负了读者和观众。作为一篇急就章，粗糙幼稚只能请求原谅，也请求读者给我机会，下一次再写会比这次强。
不过作者告别读者，说一声再见也许不再见。但当我想到就要告别自己心爱的主人公和他的伙伴，想到新的生活会使我把他们长久地忘却，心里不免留恋。他们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转眼即逝的点滴，属于过去的时代，但作为我生命和灵魂的一段难忘的历程，也许到老，还会在记忆中重现！
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的读者如果还关心着我们主人公近十年来的生存延续，关心着他今日的境遇和心态，以致希望看到《便衣警察》的续集的话，那是最使我惶惑不安的。我不敢妄断周志明能否在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日新月异的演变过程中，不失英雄本色。我有时想象如果继续使他囿于以往的认真与单纯，将会陷他于多么迂腐多么尴尬的境地。读者谅也无趣。但假使这样一个人真如我辈一样，十年来被各式炎凉际遇改造得脱胎换骨，变得复杂变得狡猾变得冷漠变得自私的话，岂非憾事？
这是后话。
——《便衣警察》剧本序
9。厌倦恋爱的人可以读海岩小说吗？
我又出了一本新书，名叫《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以前写《便衣警察》时，在扉页上写了“献给公安最前线，献给我的战友们”这样一句话；而《永不瞑目》的前面，也有“献给人民公安五十年，献给共和国的新纪元”之类的献辞；《玉观音》则是“献给让我们获得安详、梦想、包容和爱抚的所有女性”的，那么现在这本《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呢？我试图这样开宗明义：“本书谨为正在或准备恋爱的男女而作”，标示着这不过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而已。
在某些读者看来，我的小说都是关于爱情的，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恋爱的主角，已不再是非男即女的“便衣警察”，而是几个最最普通的都市青年。他们在各自无法逆转的挫折中，寻找等候着自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亲密爱人，倾诉着人间常见的离愁别恨和重逢之喜。关于这部小说，我奉劝各位：对恋爱不够热衷的人，不必看了。我的一位对儿女情长一向冷漠的朋友看后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可以忽略的恰恰是书中那三位痴男怨女的缠绵和忠贞，真正让人凝神静息的，其实是这故事中时时流露出的对饥饿的恐慌和对宿命的疑问，是那场人性的光辉和人的生物本能之间残酷搏杀的模拟。
也许某一天我们也会碰到与书中三位年轻人相似的遭遇，我们将如何应对，我们会成为他们当中的谁？我的惯伎在于总是让你享受完一段优美的爱情乐章后突然惊愕，突然沉默，突然低头长叹，然后一连数日郁郁寡欢。
这依然是你可以事先预料的“海岩小说”，尽管我这次所选择的事件以及书中人物所选择的走向，或许让你始料未及。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这个故事的前半程依然进入缓慢，一点点男女私情俗常往事被说得轻描淡写，看上去甚至有点漫不经心言不及义。因为我仍然企图按照一位眼辣的批评者所比拟的那样——海岩小说如同刘易斯的短跑，正是由于前半程的铺垫积蓄，才牵引出后半程的奔腾之势；正是由于前半程的朴实无华，才让你相信后半程过分的戏剧性冲突也是真的。你唯一需要告诫自己的是，海岩的爱情从来生于虚拟，如果你试图在自己的周围按图索骥，那你肯定是让海岩骗了！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序
10。灾难相似，斯人不同
灾难相似，皆可激发人之本能。
大灾当头，人的真实性情焉能无动！
灾难也可以检验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的水准与情态，公众的心理以及民间的习俗。
汶川地震，旷世之灾，垂首哀恸之后，我看到了人的本能，人的性情，人为的社会。于是，我看到了耀眼的光明。
这光明就是：人民的团结、政府的尽责、士兵的坚强、人心的凝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弘扬！我们的国家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心同德，我们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彼此感动！灾难让我们料想了民族未来的强盛与和睦，接纳了世界尊敬的目光。我们因此而欣喜若狂，而热泪盈眶，而把一切看得美好，感知到人间的善良。当然，我们因此也回首往事，叹谓世事沧桑。
我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汶川的，惊恐的灾情，庞大的营救，生存的渴望，重逢的欣喜……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不被遗漏。那些画面和声音，点击了我记忆的窗口，搜索出尘封已久的历史页面，带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重返另一个目不忍睹的废墟，重新被暴雨激醒、被酷日灼伤，重新听到成团的苍蝇始终轰鸣在血腥的气味里，压倒了一切哭泣和呻吟。
那就是三十多年前的唐山，那也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那里也有可歌可泣的坚守和拯救，也有无数崇高的情感奔流。但是，在媒体单一信息闭塞的彼时，关于那场地震的全貌与历程，外界的认知相当笼统。至少，与今天被全世界聚焦显微的汶川相比，唐山的情形截然不同，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极端的段落，社会封闭，思想禁锢，科技落后，文化凋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孕育着惊天风暴。那一年，领导中国一个时代的最高领袖相继离世，人心思变，山雨欲来！在那样一个时刻出现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害，数十万生命顷刻乌有，更是对人类生存极限和生命价值最残酷的挑战和试验。
我用这部小说记录了那段经历，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忽然在机关的大院里召开干警大会，那个大会只有简短的五六分钟，便在点名声中匆匆结束。我听到有人高声点到我的名字，便出列爬上一辆无蓬的卡车，那辆卡车拉着被点到名字的所有人，在那个汗热的下午仓促起程。每个人都赤手空拳，只穿一身薄薄的单衣，挤靠在车厢粗粝的槽帮上，在黄昏到来之前驶离北京。那天夜里下了雨，我们在漆黑的雨夜中辗转颠簸，我当时还奇怪沿途远近何以看不到一点灯光，嗅不到一丝人气。尽管卡车开动之前我们已被告知，发生于昨夜的地震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唐山！中央政府是在震后次日的中午，才从一个历险逃出的唐山人口中得知情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几辆卡车和卡车上的徒手之众，就是当年第一批赶赴灾区的先遣之兵！
我们在塌桥断路的缝隙中艰难挺进，在第二天中午进入死气沉沉的灾区。从那天开始我在灾区投入抗震救灾的各项工作，那身单衣从未换过，一月之后已硬如铠甲。八月底我染上痢疾被送回北京。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又随队押解近两千囚犯再返灾区。数年后我用笔写下了那两个月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非那场灾害的全貌，而仅仅是个人记忆中的几个脚印——比如某些见闻，比如某种感受，比如：某段爱情……
那是与汶川同样惨烈的一场地震，只因时代不同，所以故事不同。相同的也许只是人情的温暖，人命的可贵，还有，那腔在苦难中才会燃烧的热血，和被热血烧尽的青春！
——《死于青春》序
11。人之将老，心也童真
我一向的自我感觉，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某日无意看报，忽然发现自己已被称为“上一代作家”，心中大为不悦。原以为我这一代尚未开始，在他人眼里，如何就已成为“历史”了呢？
后来慢慢体会，才觉此言并无不公。从世纪之交开始，社会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受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日新月异，变化无常。四十岁以上仍做长篇写作的，已是强弩之末；五十岁以上仍拒不退席的，更是自寻无趣，皆因思想僵化，大脑迟缓，对信息的占有和意识的更新，已无法快速完成，生理上的新陈代谢和外部世界的变迁速度，已不相适应。过去一个作家的人生经验，可以端坐十年潮头，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能领三五天风骚，已经非常不易。近来年长篇创作低龄化的现象，以及辉煌一时的作家转眼沉寂的现实，想必并不偶然。
所以，我也开始料理后事，回顾往昔，整理旧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将我的那些粗糙文字，通俗故事，以精致的装帧，经典的外观，集合成套，供自己和友人收藏，作为摆在案头的一种自赏和盖棺论定的一份虚荣。
据说老人的心理总会多些童真，我最近忽然倾心去写卡通故事，也许便是一种人之将老的临床病候。所以这套总结式的集子以“绘本”的形式面世，不仅正合我意，也可算作对这个视觉时代的一个无奈的致敬。
——《海岩长篇小说绘本集》序
12。向读者说再见
在一个读秒时代让读者跨世纪跨千年地去听一个与他们并不相干的漫长故事，这对说故事的人显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玉观音》在情节上依然进入较慢，何况原本更适合一气呵成的阅读又被无奈地切割成将近二百个小段，可以料想在小说渐入佳境之前我们随时可能发觉：读者已经烦了！读者最严厉的抗拒不是读后的口诛笔伐而是根本就不再读它。我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北青报会在某个早上突然“非常抱歉”地通知我：由于“版面调整”或其他原因——原因是很好找的——您的小说将停止连载——这样的收场对我来说当然是很没面子的，但如果北青报是一家对读者负责任的报纸的话，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从“抗拒”中解脱出来。
于是，当杨瑞终于讲完了他与安心的悲欢离合，独自回家等待深夜响起的敲门声时，我暗自庆幸，我的《玉观音》和其中那些还能被你们记住名字的主人公们，终于未被厌倦，甚至你们其中有些人还爱上或恨上了他们。无论如何，《玉观音》是北青报迄今为止连载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作品，这是你们，这么多读者伟大的耐心所成就的，这无疑给了我今后向人吹牛的资本，所以我必须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鼓励，我很想把我的另一个见闻也写成文字。如果你们想看，我也许会在今年夏天或者另一个可以预见的时候再次向北青报申请一块版面，也许会找一家出版社麻烦你们一次性看完，到时候再说。
——《玉观音》北青报连载序
13。我已山穷水尽
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是故事性最弱的一部，本不宜分段拆读，也许北青报为顾及我的面子，才坚持将它载至结束。
时下报刊连载，多选最热图书，如《不过如此》；最热人物，如李响与米卢；最热事件，如厦门远华……至于小说，假使不靠某些新闻话题或社会现象预先炒热，如韩寒之《三重门》和痞子蔡之《第一次亲密接触》，这年头谁看小说？尤其是卿卿我我，言不及义的爱情小说。
所以我在写完此书后就对北青报的一位记者说过，这或许是我的最后一部爱情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