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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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
（六）孔融和王粲的诗文
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首诗还是比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闷、畏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这种心情，也是后代文人士大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人们所喜爱。又如：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战国时魏国自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氏。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士离心，由于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优的大臣，而托国于曹爽庸人，致为司马懿所啖食，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这诗说他自己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力效力，而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羡门子的求长生之路。实际，这只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刘勰说“阮旨遥深”，“响逸而调远”；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因之《诗品》把阮籍的诗列为上品。说明魏晋南朝的人对阮籍的诗是评价很高的。
阮籍的咏怀诗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陶渊明、陈子昂、李白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阮籍咏怀诗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扬老庄虚无思想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代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嵇康的诗文，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诗以四言为佳，例如他的《赠兄秀才从军》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是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但诗中并未提到与从军有关系的事，所描写的悠闲情趣和高迈风格，却是属于他自己的。表明嵇康并不赞成其兄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行动。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他好友山涛愿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给以断然拒绝，并表示愿承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后果。从而宣告了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书中文笔峭直峻刻，刚毅不屈，恰似他的为人。
二、三国的书法与绘画
（1）书法
方块形的汉字，与其他用拼音字母构成的文字大有区别，汉字本身即是一种艺术，故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镌刻，刻时先直后横，而且在笔划上涂以朱墨颜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字迹鲜艳悦目。经周、秦、西汉长期演进，至东汉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大家。三国时虽戎马倥偬，书法人才仍有增不减。拿曹操来说，史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人张怀瓘著《书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列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并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书。”曹操辅政时，尚书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觊子瓘善草书，孙恒善隶书，恒撰《四体书势》，为书法史上之珍贵文献。其中谈到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另一书家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进境，以善书为选部尚书，掌管选官用人。时曹操欲为洛阳令，而鹄以之为北部尉。后鹄到荆州依刘表，及操入荆州，鹄惧而面缚向操请罪，操署鹄为军假司马，令在祕书，以写书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有鹄手迹，操甚至将鹄字悬于卧室内，朝夕赏玩，终于得出了鹄书胜过师宜官的结论。自魏至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鹄手。据说鹄宜为大字，另一书法家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邯郸淳得力于东汉书法家王次仲。《四体书势》称“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魏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应推钟繇。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曹操执政，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官渡之役，繇送马二千余匹于操。后操征关西，得以为资。魏国既建，繇身居相国、太尉、太傅高位，死于曹叡太和四年（230年）。繇为书，师法工篆隶的曹喜、擅长行书的刘德升、长于八分的蔡邕，能颖脱而出，集各家之长。《书断》称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元常隶、行入神，八分、草入妙。”在书法史上，钟繇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证其书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与钟繇同为颍川人。始避难冀州，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当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说明纯朴的人民，对于安贫乐道的士人，还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书（即史籀大篆），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并见模楷焉。”
邯郸淳，亦颍川人，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自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操以淳为临菑侯曹植文学。时曹丕与植争为乃父继嗣，而淳屡向操称述植才，由是为丕所不悦。后丕称帝，尚未加害于淳，以之为博士、给事中。盖亦爱其才也。
韦诞，字仲将，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诸书并善，尤精题署，曹魏洛、许、邺三都宫殿台观多诞题字，南梁书画家袁昂称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钟繇少子会，字士季，亦善书，行、草兼美，工隶书，当司马氏攘夺魏政之际，会为司马氏腹心。司马昭令钟会统十万众伐蜀，邓艾之军自阴平道潜行，先到灭蜀。钟会忌艾功大，会用其“善效人书”的伎俩，遣使者于剑阁遮夺艾所上表而另摹写，令辞指悖傲，以使司马昭疑艾有异志，而达到陷害艾的目的。这是书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阴谋的事例。
孙吴书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张超字）、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张怀瓘《书断》作“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书断》言：“休明章草入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