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幽灵-第2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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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科幻作品，还没有长大，便夭折了，而最有影响的幻想作品，往往到最后走向了《末日之门》和《黄祸》那样的军事和政治归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什么有这样的哲学？答案还是十二亿人的治理和吃饭问题。
在一九九一年的成都，除了庞大的车队给人以深刻印象外，另一幕我也久久难以忘怀。那是在成都的名小吃店里，我和科幻作家张劲松一起吃龙抄手。店里非常拥挤。我们好不容易抢到了座位，马上，身后就围上了一圈人，虎视耽耽等着我们的座位。我对张说：我现在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写不好科幻了。张说：对啊。张现在已去了美国。他告别了难堪，也告别了科幻。但是我们国内的人还要经历，还要为一个吃饭的桌位苦苦等待，为公共汽车上的一个座位拚命争抢。
吃饭是最大的政治问题。现在换个说法，叫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的建立，科教兴国的提出，使中国科幻搭上儿童文学这一班车，而重新走向繁荣。纯科幻的生存空间严格来说并不大。这使中国科幻小说界在近期内还出不了阿西莫夫和克拉克。
结果是，中国科幻小说从字面上看，离政治当是最远，而实际上，却是一块浸透着政治味的海绵。在具体的作品中，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变成了对主流文化的图解。以下这些观念和主题在中国科幻作品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人定胜天，和平友爱，爱情神圣，人性高于金钱，公理战胜强权，正义压倒邪恶，科学摧毁迷信，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中国人就比外国人好。
这一点连外国人有所察觉。美国科幻迷协会海外部****迈克&；#183；麦肯尼来信说：我对中国科幻文学中有关未来、科学、技术或善良战胜邪恶的传统题材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有一点挖苦，仿佛中国科幻界整个不知道写现代题材似的，更不用提后现代了。
这里举一个图解政治的例子。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红小兵报》五一零期发表了一篇科幻小说：《强巴的眼睛》。强巴是一个藏族青年民兵，他因为抢救战友，不幸双目失明。医生决定在他眼睛的位置上装上两部微型声纳雷达。强巴重见了光明。故事的落脚点似乎不在科学知识的宣讲上，而是在结尾部分强调了它的主题：
强巴对抢救他的医生说：老于师傅，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光明。老于师傅说：不，这应该感谢******的革命科研路线，这是工人、科学工作者和革命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强巴于是和老于师傅他们握了握手，雄赳赳地奔上讲台，站在话筒前。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用激动的声音说：叫我从哪儿讲起呢？就从过去农奴主怎样用铁钎刺瞎我祖父的双眼，又怎样给我光明，给我第二双眼睛讲起吧……会场上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样的东西并没有过时，换了一个方式继续流行甚至主宰科幻文坛，只不过换了现代的包装。一九九四年出版了厚厚的一大册《中外科幻小说》。编者收了他自己写的一篇，主题同样是在结尾阐发的：
由于他的重要发现（注：他指一名中国科学家，故事的主角），新大陆许多学府竞相发出邀请，约他前去讲学。有人敦促他在美国定居，甚至期望他改换国籍。可是曹仲安却象往常那样沉着冷静地回答：不，我的事业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我是一个东方一个伟大民族的传人。我是中国人，我永远热爱亲爱的祖国。
像海外赤子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
这种缺乏生动性的对主题******的阐述，与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又有不同，且不谈它与《星球大战》、《终结者》和《异形》在趣味上的差异。中国科幻小说对于文学性、幻想价值和科学味的本能排斥，是难以解释的。
迈肯尼说，更希望看到中国的纯幻想的作品。对此我是理解的。
中国科幻还有其它毛病。
想像力差是一个突出症状。比如，屡屡见到写外星女人爱上中国青年的故事。机器人除了想怎么统治人类外就不会想别的。还有一种模式。故事的主人公总是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一般是一个老头，手下有两个青年，一般是他的学生，一个心术正一个心术不正。而这两个年轻人又和老教授的女儿有某种暧昧关系，由此发生一系列故事。坏人一定要抢了老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最后坏人终于受到了惩罚。好人则终成眷属。这已成了中国科幻的一个规定情节。
中国科幻作者为什么会想像力差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我想，经济基础不能忽视。至少，我所认识的中国科幻作者一般都挺穷。没有钱，买不起计算机，不能进互联网。没有机会出国。操心的事太多：考文凭，找工作，上级的印象，同事间的关系，职称，分房，出国，孩子入托，以至大脑供血严重不足。
想像力差，是从小形成的，源于三年自然灾害。五六十年代的科幻，有一个总特点，是写技术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成了一个产品极大丰富的世界。比如：《割掉鼻子的大象》，人人能吃上猪肉，尽管实际情况是饿死了不少人。《科学怪人的异想》写用金龟子提炼黄金，用海参提炼矾矿，尽管当时正砸锅卖铁大炼钢铁。还有一篇《庄稼金字塔》，写中国粮食产量增加了十六倍，这比当时放卫星还厉害。如果这些都实现了，邓小平也就不用到了七十年代末搞包产到户了。从科幻理论上讲，这种怪胎的出现是环境的作用，外加遗传物质的改变。因为古代中国人的基因里面一定有想像的因子，《镜花缘》、《西游记》、《山海经》、《封神演义》、《老子》、《庄子》、《聊斋志异》和各种传奇、志怪小说，都令今人汗颜。
除此之外，还有几种误区。
一是认为科幻小说有预测的功能。经常听到说，科幻小说中预测的今天都变成了现实。这不是以讹传讹也是夸大其词。常常提到凡尔纳预测了潜水艇的出现，克拉克预测了太阳帆船。其实这样的例子是很少的。本世纪对我们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主要事件，都没有在早期的科幻小说中得到反映。最典型的比如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社会的出现。凡尔纳曾预测过二十三世纪的新闻界，现在看来非常愚蠢。
托夫勒认为对待预测需要谨慎。他说：要对未来进行精密的预测简直是无稽之谈，生命本来就充满种种超现实的意外，即使是那些看来最扎实可靠的数据和模式，都只能奠基在‘微弱‘的假设上，尤其是针对人的事情。预测对于科幻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而且十分危险。我翻了一下近几年发表的小说，其中描写未来的章节中没有一篇提到三个字。这实在是作者的疏忽大意。
二是认为科幻小说担当着传播科技知识的使命。这可能是中国科幻小说讲得最多的一说。科幻小说就是播撒科学种子，吸引千百万少年读者投身到科学事业中去。尤其是不少政府官员都有这种思想。如果说预测的任务太重，则这个任务太轻。它扼杀了幻想的种种可能性和文学的种种微妙感受。
三是认为科幻小说是为着培养青少年的勇气而存在的。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读者可以参加军训或者攀岩比赛，或加入北大的山鹰社，这比读又臭又长的小说要好。
第四，是最近还流行一种说法，要倡导写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其本意是为了批判有些科幻作者本人没出过国而又专门爱把时空背景放到外国。然而这也开始向一个死路发展：似乎中国特色成了一写时间机器就注定要去唐朝汉朝，外星人不远万里来到地球第一次与人类接触，六十亿人中硬要选中一对上海夫妇去做实验，炎黄二帝成了外星人，盘古女娲成了外星人，牛郎织女也成了外星人。下面这一段描写多少便体现了这种中国特色：
情人岛上空的人造小太阳渐渐暗淡，夜色朦胧，牛郎和织女在温情脉脉的气氛中彼此安慰，回忆往事。你知道吗，织女？那天你忽然离开地球时我怎么想？你恨我不辞而别，你不知我是被西王母派来的飞船劫走的。透过舷窗我见到你和孩子们跪在地上向我伸出双臂撕心裂肺地呼唤。你还向我射来灼灼的眼波语：‘我爱你，织女！你真忍心舍弃我和一双儿女独自去寒星吗‘我的肝胆欲碎。由于被劫持，我无法回答！
这是在科幻圈里。要在中国不明飞行物研究会看来，当是一起典型的第三类接触案例。
九十年代后增多的是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科幻。琼瑶、三毛、梁风仪那些神经兮兮、一惊一诧的对话都被搬到了科幻中：从小我就是个会哭的男孩。你为什么老喜欢看我的脚？哪怕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种科幻使人想起了两本哄小姑娘的杂志：一本叫《读者》，一本叫《女友》。
再回到成都会议的出发点。
成都会议已四年了。情况也不能说没有变化。
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科技革命越来越贴近生活，尤其是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人民生活比以前富裕，随着开放的扩大，见的世面也广一些了。
不要在姓社姓资上争论，的确使中国科幻作者大受鼓舞。最近繁荣文学三大件，又把儿童文学纳入，而科幻目前仍属儿童文学的一支。从宋健这样的官员，到杨振宁、潘家铮这样的科学家，乃至韩素音之流，都力呼繁荣科幻文学。
九十年代后，特别是成都会议后，科幻的出版是十分看好的。《科幻世界》的发行范围也逐年扩大——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主流文学杂志的发行数。美国科幻电影的深入人心和日本科幻卡通的大行其道在此时具有催化剂的作用。
一批新人类加入科幻作者和爱好者行列。他们主要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是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他们物质生活相对优裕，对西方现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敏感，对政治比较淡漠。在科幻迷聚会上，可以看到他们衣着时髦， 挂ＢＰ机，持大哥大，携便携式电脑，有的自称会用七种语言骂人。
这带有一种亚文化的气氛。一个标志是大量科幻迷俱乐部、协会和爱好者联谊会在全国的涌现。参加者中有的本就是球迷协会、空中沙龙、音响发烧友组织、飞碟研究会和追星族中的人。
他们的作品，更多带有玩科幻的性质。在他们的创作中，对技术本身的着迷与追逐压倒了其它。
他们正在形成了一个个圈子。圈中组织严密，有自己的行话，入会规矩严格，等级分明，似乎重现了以前的结社传统，外人很难打进去。
这群人对中国科幻小说和纯文学应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并无更多的认识，他们只是像音乐人和电脑迷一样，想把科幻这种样式玩得更专业一些。
然而，至少，在前进的路途上，他们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去接近：要向文学靠拢。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摆脱儿童文学的身份，二是获取主流文学的承认。这需要从理论上澄清，而更需要用作品来说明。
要向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