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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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
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
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　３７３　页以下）。
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
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
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
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
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
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
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
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
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
国家。史家范晔（公元　３９８—４４６　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
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
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　年）在他身上开始
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③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　１９０
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　２１９　年，当人们在
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
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
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
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
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
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
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　１０１９—１０８６　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
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
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
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
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
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
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
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
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①
历史学家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　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


① 《晋书》卷一○一，第　2649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　391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　124—125　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　159　页。关于
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　198—19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　2173—2174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356—358　页。
　



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
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
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　３４　岁的。
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
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
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①
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
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
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
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
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
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
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
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
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
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
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
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
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像赵
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
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
１８９　年　９　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
治要被看作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
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
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
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
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
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
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
彪（约公元　３００　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
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①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
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
染指；公元　２２２　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
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②
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
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　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　15　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　58、80　页。
　



“已无救矣”。③何焯（公元　１６６１—１７２２　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
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④
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
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
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
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
朝代的皇帝们（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
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
结果。①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
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
有起什么影响。
皇太后、她们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籍中，都说他
们是汉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来，人们试图重新评价宦官在后汉没落方面的
作用。②宦官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而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目
的。据说，汉代政府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当
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法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
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赢得了这场斗争，汉政府的这套体系就会被打乱，汉王朝的
灭亡也就会提前到来。这样看来，宦官实际上是应该为王朝的延长寿命记一
功的。但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在后汉时期有许多外戚手中之权足以另建
一个新王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没有本钱这么做，而是因
为在那时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够使改朝换代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
理论。
黄巾军通常被西方作者视为汉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分地是由于
大陆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厌其详地写了农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
中，农民起义被看做是一种进步的成份，而在　１９６０　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关
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著。这种兴趣部分地影响到了西方的汉学，因此之故他
们也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巾军的研究。①平心而论，认为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
义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汉来说，它的因果
问题并没有象许多中国共产党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清楚。
黄巾军叛乱爆发于公元　１８４　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
政府结构由于时不时的叛乱而有所改变。公元　１９２　年，曹操战胜了据说是有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　5　页。
④ 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　1
叶。
① 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卷　3，第　415　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
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　125　页以下。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政制度》，第　155　页；以及上面第　3　章《宦官的作用》。
① 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
4　期，第　45—59　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
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　113—140　页；罗尔
夫？斯坦因：《论公元　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