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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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编的，写得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4/5，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三十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印书馆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20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在商言商的政治哲学
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其身份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所谓“在商言商”，他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始终趋时而进，这种进不是一味的冒进，而是无论时事政治是前进还是倒退，都与其步调保持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商务印书馆也为其做了很多热情的广告，不光《东方杂志》刊登武昌起义大事记，另外还出版了13册照片和图片，并发行了300多张明信片。
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那套教科书上，相应地题写上“共和国教科书”，并在《东方杂志》上庄严地宣告：“民国成立政体共和，教育方针随之变动……教育部第七条通令先将小学各种教科书分别修订，凡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与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详叙入，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
然而，革命推翻了清专制王朝，民主共和体制却如镜中之月，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宪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时商务刚发完秋季课本，正筹划春季使用教材。张元济为此大费周章，因为当时商务版课本名《共和国教科书》，一旦洪宪帝制成功，那就与国体不符；如果继续观望，春季时又无教材供应。几经权衡后，张元济决定把将课本中平等、自由这些与帝制相左的词语删掉，书名也改成《普通教科书》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务印书馆这一举动比袁世凯下令“接受拥戴”还要早上20天。
张元济在教科书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说明他心底真正拥护袁世凯，而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生存所需的权宜之计。当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讨伐声中黯然下台，张元济立即指示各分馆撤去《普通教科书》，应迅速推广《共和国教科书》。
说他见风使舵也好，说他没有立场也罢，但这招确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
张元济对身份敏感者的著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销。比如张氏本人与康有为虽私交不错，而且曾在戊戌变法中并肩作战过，但当康某提出的要商务印书馆代售其《不忍》杂志和出版攻击民国的《共和平议》时，张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绝，延宕两年后才勉强应允。要知道康某进入民国来思想仍旧顽固不化，张元济当然不想让人感觉商务印书馆也在拉历史倒车。
张元济甚至拒绝过孙中山的书稿《孙文学说》。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的国民军政府改组中受排挤，愤而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反思民国以来革命不断挫败，其原因是思想错误造成，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于是亲自操刀，直到1919年4月初这本《孙文学说》才脱稿。
孙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没想到却遭到了张元济的拒稿。因为张元济反复权衡，觉得此时正值南北和谈僵局之际，孙中山依然是敏感人物，这本书几乎等同于烫手山芋。
身为堂堂共和国父居然吃了闭门羹，孙中山一气之下想要发文来告白天下，以昭示商务印书馆乃保守反动之机构。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20年初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仍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批评了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
连孙中山的书稿都敢拒绝，何况其他无名之辈呢？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元济吃过政治的亏，自戊戌那年后他就与政治绝缘。当年和他一起参与变法的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民国又东山再起，而他却看破宦海沉浮的险恶。1913年时为北洋内阁总理的熊希龄邀请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氏自言“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委婉地谢绝入仕。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内迁，而张元济留居上海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宁可卖字为生。有次汪精卫政府高官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并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民族气节与对政治警觉避免了张元济下水。
自诩为“戊戌孑遗”的张元济，见过了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与挫败、维新与复辟、欣喜与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活动拉开一段距离，维护着一个文化机构相对独立。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超脱现实来进行自己的事业，更没有对变革呈现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态，而是与时俱进，在选择中创新。
送中文打字机参加世博
1910年3月17日，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拓者、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欧洲的轮船，开始长达半年的环球考察。这次出行，他将访问欧洲和美国，抵达比利时的时间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为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就在此时举办。
1910年夏天，尽管此时的比利时凉爽舒适、气候宜人，但身处他乡的张元济却心情无比压抑，万般不快犹如郁结的乌云一般。
一幅幅家乡的画面在张元济脑海中浮现：囚犯戴着镣铐枷锁血肉模糊；顶着大辫子的男人歪躺着手捧烟枪；小脚女人步履蹒跚……这就是20世纪初的大清国。然而，令张元济更为痛心的是，刑具、烟枪、缠足鞋……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会。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长而欲人之夸誉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耻笑者，而吾国独及是，何以见之，见于出洋之赛会。”在亲历世博会之后，张元济愤怒地写下这段话。
那一届世博会，张元济亲见了法德等国展馆的广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国的黯然失色。展览会场狭小，就连“世界至小之摩纳哥”都远不及；展地偏僻，展品虽有瓷器、绸缎、扇、画、刺绣、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乱琐杂，甚至比不上苏杭、广州的杂货店。中国参展仅耗银2万两，尚不及慈禧太后一天的日常开销。
同时，他还从留学生的口中得知了许多与世博会有关的事件：在1905年举办的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上，中国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鸦片、缠足鞋等物，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展品这才撤去。
这一届世博会，张元济先后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国展区中，他看到前来参观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不少西方人面对中国展品皱着眉头、频频摇头，只看了一会儿便疾步离去，其鄙夷不屑之态如利剑，刺伤了张元济的心。难道我们花钱参展就是为了换购欧美人对中国鄙夷不屑的念头吗？望着东方，张元济心情格外沉重，他害怕，西方国家会专门摘取中国国民的短处、中国国力的衰弱，以此为借口，张扬其殖民东移的气焰。
仅在张元济访问西方各国后的一年，中国就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瓦解。。电子书下载
与当时的许多人见解一致，张元济也认为“开启民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开启民智”的理念引领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走进世博，而世博更坚定了张元济培养人才、普及国民教育、“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时世博之行对于张元济的触动不可谓不大，他特地为此写下了一篇《中国出洋赛会预备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和《东方杂志》上，并提出了“吾中国欲侧足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的观点。
在文章中，张元济阐述了中国应该如何参加世博会等一系列理念。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