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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我的前半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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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此事正准备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提出,加以解决。原来他这个总理与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之间,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郑孝胥后来跟关东军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是胡嗣瑗后来对我说的一次国务会议的情形,使我明白了所谓“责任内阁制”是怎么一回事,总长与次长是什么关系。

那是一次讨论关于官吏俸金标准问题的国务会议。一如往昔,议案是总务厅事先准备好了,印发给各部总长的。总长们对于历次的议案,例如接管前东北政府的财产、给日本军队筹办粮秣、没收东北四大银号以成立中央银行等等,都是毫不费劲立表赞同的,但是这次的议案关系到自己的直接利害,因此就不是那么马虎了。总长们认真地研究了议案,立刻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原来在《给与令草案》中规定,“日系官吏”的俸金与“满系”的不同,前者比后者的大约高出百分之四十左右。财政总长熙洽最沉不住气,首先发表意见说:“这个议案,简直不像话。咱们既然是个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什么日本人要受特殊待遇?如果说是个亲善国家的国民,就该表示亲善,为什么拿特别高的俸金?”实业总长张燕卿也说:“本庄繁司令官说过,日满亲善,同心同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假若待遇不同,恐非本庄司令官的本意。”其他总长,如交通总长丁鉴修等人,也纷纷表示希望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一看情形不好,便止住了总长们的发言,叫议案起草人人事课长古海忠之为草案做解答。古海不慌不忙,谈出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要想讲平等,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当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来吃大米,不像“满”人吃高粱就能过日子。他又说:“要讲亲善,请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这正是讲亲善!”总长们听了,纷纷表示不满。驹井不得不宣布休会,改为明天再议。

第二天复会时,驹井对大家说,他跟次长们研究过,关东军也同意,给总长们把俸额一律提高到与次长们同一标准。“但是,”他又补充说,“日系官吏远离本乡,前来为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这是应该感激的,因此另外要付给日籍人员特别津贴。这是最后决定,不要再争执了。”许多总长听了这番话,知道再闹就讨没趣了,好在已经给加了钱,因此都不再做声,可是照洽自认为与本庄繁有点关系,没把驹并放在眼里,当时又顶了两句:“我不是争两个钱,不过我倒要问问,日本人在哪儿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满洲吗?没有满洲人,能建设吗?”驹井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流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来的,你懂吗?”熙洽面色煞白,问道:不让说话吗?本庄司令官也没对我喊叫过。“驹并依然喊叫道:”我就是要叫你明白,这是军部决定的!“这话很有效,熙洽果然不再说话,全场一时鸦雀无声。

这件事情发生后,所谓“内阁制”和“国务会议”的真相,就瞒不住任何人了。

“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并原任职于“满铁”,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他被军部和财阀选中为殖民地大总管,做了实际上的总理,他眼中的顶头上司当然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我这个名义上的执政。

我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与总理,总长们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做出决定的东西。次长会议又称“火耀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当然这是只对“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负责的会议。每次会议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许多议案就是根据第四课的需要拟订的。

这些事情,后来对谁都不是秘密了,按说我是应该能够清醒过来的,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身边有个爱说话的胡嗣瑗,由于他的时常提醒,我总也忘不了唯我独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张园就确立的一种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日本人表面上对我的态度,也经常给我一种错觉,使我时常信以为真,认为我毕竟不同于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协和会”的建立问题上,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职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郑孝胥向我做例行报告,提到关东军决定要成立一个政党,定名为“协和党”。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我每逢听到有人提到“党”,总有谈虎色变的感觉,因此听了郑孝胥的报告,比听到驹并拍桌子的消息更紧张,连忙打断他的话,播手反对道:“要什么党?要党有什么好处?辛亥亡国不就是‘党’闹的吗?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这些你全忘了吗?”郑孝胥搭拉着脸说:“皇上的话很对,可是这是军部决定的。”他以为这句话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没想到这次我把这件事看做生命攸关的问题,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对于他口口声声地说“军部决定的”,早已厌烦之至,不愿意再听,就生气地说:“你不去对日本人说,就给我把他们叫来!”

郑孝胥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嗣瑗。这位秘书处长对我的做法大加恭维,并且说:

“依臣管见,不见得如郑孝胥所说,事事皆军部做主。罗振玉说过,郑孝胥是依恃军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军部据理而争,军部未必敢于专横。何况党之不利于我,犹不利于日本,日本军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听他说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两天后,关东军第四课的参谋片仓衷、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参板垣征四郎先后来向我做解释,都没有说服我。事情就拖下来了。

过了三个月,即这年的七月间,我相信我是胜利了。关东军决定不成立“协和党”,只成立一个“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组织。这个会包括所有居民在内,具体地说,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至十五岁的少年为附属的“少年团”团员。

事实上,关东军把“党”改为“会”,并非是对我有什么让步,而是认为这比弄个不伦不类的政党更便于统治东北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组织,更便于进行奴化宣传、特务监视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只觉得日本人毕竟是要听我的。

有了这样的错觉,就无怪要再碰钉子了。这是订立《日满密约》以后的事。

三、订立密约以后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

“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

“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拿来反而添麻烦。”

“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这原本是既成事实,将来还可以另订条约,规定几年将权益收回。”

他说的其实不错,日本在协定中所要的权利,本来是它已到了手的东西。这个协定共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附属协定,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旧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旧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旧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旧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旧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郑孝胥说的道理也不错,既然要“凭借”,岂可不付代价?但是尽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却不能不感到气恼。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

“郑孝胥真不像话!陈宝琛早说过他惯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断!”

“现在木已成舟!”我颓丧地说。

“或许并不尽然,且看东京方面的消息吧。”

许多天以前,我们便知道了关东军司令官将要换人和日本要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视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调换关东军司令官,很可能要改变一点态度,应该乘此机会派人到日本去活动一下。他说,不给日本好处是不行的,像矿山、铁路、资源以及国防都可以叫日本经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权必须在我。我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当过律师的林迁琛和台湾人蔡法平,到东京找他的台湾籍朋友许丙,通过许丙找军部上层人物去活动。林、蔡二人在东京见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还有即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等人,向他们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这也是胡嗣瑗为我拟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国体和由我决定官吏的任免,便算达到了目的。但是条件还是多提一些,以备对方还价。

过了两天,胡嗣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东京来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来信说,东京元老派和军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满意本庄对我的态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项要求。胡嗣瑗说,由此看来,继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会有变化,我将按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治理自己的国家。但要治理好,非有个听话的总理不能办事。我听他说的有理,便决定把郑孝胥换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臧式毅比较合适,如果任命他为总理,他必定会感恩报德,听我指挥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许宝衡去找臧式毅谈。

臧式毅的态度尚在犹豫,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来了。

“听说上头派人到东京找武藤信义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说罢,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不用说,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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