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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逃离北上广-第11章

小说: 逃离北上广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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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担忧”。

事实上,面对北京城里的高压生活,大多数“蚁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愿两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里人失望的眼神。他们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农村出身、读的是很一般的学校、缺乏社会关系、家中能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少,但期望又很高。“蚁族”中多数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家里人砸锅卖铁供自己读书,毕业后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养活自己,同时尽可能地回馈因辛勤劳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于是,他们蜗居在大城市的简易出租房内,朝出暮归地奔波于人才市场或薪酬微薄的单位。

失守唐家岭

唐家岭的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国和白万龙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栖身之所。也正是因为相对中心城区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动人口聚居,成为唐家岭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在唐家岭,外地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本地人。本地户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过多次辗转的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刚从新近拆迁北坞、大望京等村庄搬迁过来的。

“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说,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么多人口居住条件恶劣。

2010年6月1日,唐家岭村的东北角,张贴出了“给客居唐家岭朋友的一封信”,名为《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落款是“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村民委员会”。内容如下:

客居唐家岭的朋友:

您好!

唐家岭是北京市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该地区进行整体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乡接合部整体改造,加快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唐家岭腾退搬迁工作按计划将于6月份正式启动。

也许您在唐家岭租住多年,对唐家岭有着故乡般的感情;也许您来唐家岭居住刚半年或两三个月,但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我们坚信,您来京城打拼,就是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现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当新唐家岭建成的时候,我们真诚欢迎您重回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因为这里拥挤的公交、横行的“黑车”、坑坑洼洼的路面、林林总总私自加盖的小房子,与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形象构成严重落差,而城乡结合部治安混乱、黄赌毒滋生等社会问题,也是“城中村”濒临灭绝的关键原因。有专家甚至将“城中村”定义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

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柳钦对“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做了如下归纳:“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这些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在城区以外的农村看来,它无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从城市居民看来,它俨然仍是农村,仍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乡巴佬’居住点。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市的现象,诸如: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率像城市,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对于这样一个“乡巴佬”,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0年,北京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经有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的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这33个挂账村包括朝阳区姚家园村、官庄村,大兴区庑殿二村、庑殿三村,海淀区唐家岭村、振兴村、门头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岭,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整体改造完成后,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的“公寓”楼将被拆除。他们将按宅基地面积置换回迁房,集中上楼。腾挪出来的土地,一部分还耕还绿,一部分留作村集体的产业用地。而为数更多、实质上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远的村落。与此同时,北京还表示,将进一步关注新城周边的村落,“防止城乡接合部问题向新城转移”。

就在唐家岭风风火火地被拆除之时,曾名噪一时的位于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楼的“胶囊公寓”——蚁族的另一个栖身之所,也因低于国家规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积,于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3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8个窄高铁盒子,“1。0的普通版每间3个,月租250;2。0升级版每间2个,月租350元”,这就是“胶囊”。胶囊公寓于2010年2月初开工。它的设计者是78岁的老人黄日新,这个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是2009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胶囊旅馆”后,萌发了自己建造“胶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

黄老先生的胶囊公寓3月开始对外出租那会儿,北京市统计局称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楼市的热度加速了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三间“胶囊公寓”立刻挠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2010年5月份出台的《北京房屋租赁管理规定修改草案》对群租问题规定:租住成套楼房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但胶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积只有2。2平方米,没达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积的要求。

政府似乎把什么问题都想好了,惟独漏了曾将这些地方作为“避风港”的数万“蚁族”大军,在“巢穴”被一锅端之后,下一站该去哪里?

大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搬”,离开聚居地,再次去寻找物美价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进城市公寓。选择前者,只会让“蚁族”越搬越远,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动荡。而后一种选择,也因持续走高的房屋租赁价格而成为泡影(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环比上涨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涨15。8%。其中大兴、昌平、顺义的租赁市场价格增长幅度最大,环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种是“离”,在现实面前低头,收拾包裹离开这座城市,但这对怀揣梦想的“蚁族”来说,将是多大的打击?

虽然,北京市准备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房,尤其是准备鼓励村集体、企业在非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公共租赁房,村民和企业可以入股、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公租房建设当中。这些“村办公租房”有望对非京籍人群开放。

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字眼儿:“准备”、“有望”。也就是说,蚁族们美好的窝,仍处于蓝图阶段,而他们被赶出唐家岭等“城中村”之后,明天晚上睡在哪儿?却是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检察日报》评论说:“不管是‘搬’还是‘离’,对于‘蚁族’来说都是残酷的。选择蜗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蚁穴’,就目前来讲,即便出发点再正确,未来再美好,推进城中村整治,对‘蚁族’而言,难说不是一场灾难。”

然而,你怎能期望伟大的北京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苦衷。在不远的将来,你有可能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住上干净的公租房。至于眼下的困难,请自行克服——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梦想,但是光有梦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须学会咬紧牙关,咬紧再咬紧!

谁在沦落底层?

《人民论坛》曾联合腾讯网做过一项网络问卷调查,关于“谁在沦落底层”,有2万多人参与问卷。

其中,在对底层人群的突出特征的认知上,“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和生存发愁”(22。9%)、“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18。58%)、“有冤难诉,有事难办,有苦难言”(18。29%),在众多选项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的人群。92。37%的投票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且63。81%的人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没有”。

但是,民众对“蚁族”的认知,与专家学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主编陆学艺更是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这一结果自然引发了社会上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数据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网友戏谑自己“被中产”了。

《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王孟龙,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中产阶层。他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这个观点得到了署名“一条菜”的网友的认同,他说:“‘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说到中产,就不得不提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就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时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层”,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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