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电子书 > 恐怖电子书 > 伏藏 >

第141章

伏藏-第141章

小说: 伏藏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岩打断他的观想说:“我明后天也要离开了。回到北京,我想做两件事,一是去自首,尽管伊卓拉姆有自杀的意图,但毕竟死在了我的车轮底下,让法律判定我有罪无罪吧。二是把珀恩措的哑巴妹妹接到身边来照顾,如果可能,我会娶她。我相信戒毒的力量会从她心里长出来。”

香波王子说:“看来仓央嘉措不仅把爱伏藏在了遗言里,还伏藏在了所有人的心里。伏藏之门,其实就是人心之门,普天之下,人人都可以是掘藏师。”

分手时,香波王子腼腆地向王岩借钱:“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我需要路费,还要给我妈妈买一斤水果糖、一双棉袜子。”王岩给了他五百块钱。他说:“你留个地址吧,我一定寄还你。”

王岩说:“你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就算我送给她老人家的礼物吧。”

香波王子弯腰道谢,又向古茹邱泽喇嘛行了告别礼,然后悄然离开。

除了古茹邱泽和警察王岩,没有任何人知道香波王子要走。但是几乎所有的高僧大德、上座比丘、活佛喇嘛都感觉到了:香波王子就要离去,如同当年仓央嘉措默默无声地离开教界那样。他们走出彭措多朗大门,站满了长长的石阶,站满了“防雪栅栏”内的每一块地方,祝福平安的诵经声浪响起来,深情送别的信仰合唱响起来。布达拉宫越升越高,为了送别的布达拉宫高挺起头颅,已经是摩天触云了。

而匆匆离去的香波王子不过是一个背影,一个平凡而世俗的背影,带着仓央嘉措遥远的微笑和情歌永恒的悠扬,在人们的视野里,渐渐远去。此刻,他心里只有家乡和妈妈,只有温暖深挚的情歌,仿佛唱给妈妈的歌也是仓央嘉措情歌,唱给西藏的歌都是仓央嘉措情歌。

一想起妈妈,他就满眼泪光,他就笑了。

唉,我的好妈妈呀,两三年才增加一岁的八十多岁的好妈妈,如今又要增加一岁了。

2008年12月30日初稿

不知多少次修改

2010年2月28日定稿

后记:再让我们期待一次未来

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我的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部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头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捯饬成了一个干部,翘着尾巴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处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粗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插了葱的猪嘴,被厚道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道即佛道。

喜欢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做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阳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藏獒3》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2

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精神冲突。

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一个有神论者,这本书也是表现佛教的作品。但我无意于奉劝大家皈依佛教,因为我并不认为信仰就等于宗教,并不认为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说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只要你积德行善,你就是佛。作为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里,信仰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无主正在成为刈害生命的帮凶,炸药呛人的热息正在销蚀所有的凉爽,人心在义无反顾地走进黑夜之后却没有迎来朝暾与云光。

没有道德约束,没有良心发现,没有神,没有魂,没有救赎,没有主宰,自然就没有诚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与人为善已是难上加难。当世界性的精神危机电掣而来时,当无数人不能用信仰保证自己拥有灵魂时,当早已沉入渊谷之底的“底线”仍然被我们践踏得七零八碎时,我找到了写作《伏藏》的现实理由。

《伏藏》中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其实也是事实:用仇恨消除仇恨,永远不是我们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够撼动我们的力量一定是友善与高尚,是爱的思想。信仰的表现最不掺假的方式就是爱。在文学的范畴里,那些被苦难培养而超越苦难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最美好的风景,就像流淌之于江河、葱茏之于林木。雨果告诉我们:完美的人生不是没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忏悔就赎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与罚”的命题拷问了人类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的灵魂,然后得出结论:有爱就有一切。而托尔斯泰却让我们幡然醒悟:当生存的危机、不公的待遇、贫富的悬殊已成事实,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爱一切包括爱敌人的博爱。为了爱的死亡是再生,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爱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甘地的不抵抗是爱,他因此赢得了一个独立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爱,他因此实现了一个种族的梦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爱,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可以达到的宽度,看到了一个和平的南非。

还有特蕾莎修女。

3

特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尼亚人,她十八岁到印度,每天所做,就是推着小车,去垃圾堆里、水沟中、教堂门口、公共建筑的台阶上,拣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和遗婴,以及垂死的老人,然后四处奔波,为他们寻找食物和药品。很多人把她当成乞丐和疯子,骂她打她赶她走。但当他们看到她从水沟里抱起被蛆虫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到她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脸上,看到她从一只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到她把爱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里时,他们终于被感动了。她救援的人大多数是和她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她尊重他们,按照他们的信仰处理他们的后事。

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四亿多美金的资产,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都争相给她捐款。但她一生却坚守贫困。她的住处只有两样电器:电灯和电话。她的全部财产是一个耶稣像、三套衣服、一双凉鞋。她努力使自己成为穷人,她的修士修女们也都把自己变成了穷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有一丝尊严。她认为,给予爱和尊严比给予食物和衣服更重要。

她在全世界一百二十七个国家有六百多个分支机构。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发展机构,仅1960年一年,就在印度建起了二十六所收容中心和儿童之家。但是她的总部只有两个修女,一台老式打字机。她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来访者总是在她的工作岗位——贫民窟、弃婴院、临终病房、麻风病院、爱滋病收容所等。来她这里服务的有银行家、大企业家、政治家、大学校长、大学生、演员、模特、富家小姐等。他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