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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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说：“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金庸创造了一个神话，这是他意想不到的：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③
他说的是实话，他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还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只是为了完成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一项任务，不料受到读者的大力欢迎，就一路写下来了。他始终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写小说对于他从来都是一种副业。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是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作者自己也做不到，但若能引起‘心向往之’的意念，那也是达到目的了。”这是他内心的独白。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说破，在创作过程中他也未必是有意的，却处处流露出来，那就是他的故国情怀、乡土情结几乎浸透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射雕英雄传》开篇——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265、266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8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66—267页。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
乌柏树是江南的一个树种，南朝《西洲曲》中有“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柏树”的诗句，这是金庸魂牵梦萦的故乡风物，是他永远的梦，一打开记忆的闸门，他往往身不由己回到儿时熟悉的那片土地，回到少年时一再仰望过的天空。一个出生在世代读书人家，在战乱中成长起来、饱经忧患的读书人，因为大时代的变动，漂泊异乡，在小小的香港落脚生根，但他身上的文化因子全部来自那片古老的土地。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传达的首先是他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武侠小说仅仅是一个载体，一种市民文化的载体，他把内心的伤痛、时代的疮疤都寄寓在这一高度市民化的载体中，这一切，他本人也许完全是无意的。
（郭靖）当下昂然说道：“……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与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留下了这番对话。金庸在战乱中痛失慈母，大动荡好不容易结束，父亲又遭不测，乱世的痛苦使他对功与罪、是与非有着自己的看法，“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是他深入骨髓的体会，他厌恶一切剥夺人类生命与幸福的战争，他鄙弃白骨换来的英雄，他借郭靖之口否定暴力与杀戮，写出了对和平的全部渴望，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和平更可贵的呢？
他一而再地提起兵火过后，到处是断墙残瓦，多少家庭的离合悲欢，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这都是他本人的亲身体验，是他铭心刻骨的记忆，他曾说，“若非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射雕英雄传》结尾郭靖与黄蓉一同南归，“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这正是他自身的感慨，他的伤痛、时代的伤痛尽在其中。
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刊完862段，那正是《明报》创刊的前一天。金庸在“全书完”后面有个告白：
各位亲爱的读者：我在本报撰写《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前后已近三年半，承蒙各位读者不断地来信指教和讨论，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心中自然是非常感激的。……我和《商报》同仁以及《商报》的读者们交情已不算浅，本来应该续撰新作，只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将来一俟有暇，当再在本报与各位相见。
随着《明报》的问世，金庸当然不可能再为《香港商报》写连载了。
四、《雪山飞狐》
1959年2月9日，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故事本身不过是一个俗套，江湖恩怨、武功高低、藏宝图等，但在这部不算长的作品中，他引入了一些新的写作手法，比如完全采取倒叙的方式，改直写为暗写。比如将说故事与戏剧的方式结合起来，借“一天”来表现一百多年，小说交代，这一天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十五日，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一百三十几年。
《雪山飞狐》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胡斐，而是胡一刀，苗人凤与胡一刀的比武——
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场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地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①
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三个人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他却说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的启发，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再加上了一些戏剧的成分。②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金庸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他的小说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刻画、描写人物等小说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乃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简单的复仇模式早已内化为民族潜意识，为芸芸众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国文学作品长久阐述的主题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现的善恶观念，对复仇的处理，直接影响了《雪山飞狐》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性格的塑造。③
《雪山飞狐》还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懂中文的日本记者本池读过此书，有一次与金庸见面，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其中的情节，尤其侧重里面的推理桥段。金庸不否认这是武侠加推理，他说自己十分欣赏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④
到1959年6月18日，《雪山飞狐》共连载了129天，《明报》创刊已近一个月。小说最后没有肯定的结局，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呢，让读者自行构想。
当时，金庸虽离开了《大公报》，与老同事的来往还是很多，在周榆瑞家的宴会上，他和羊朱、梁羽生谈起这个结局，他们都觉得比较新奇，虽然并非赞同。1960年10月5日，《新晚报》十周年，他写了《有没有写完》一文，他说，写这个结尾，他想到了西方中世纪著名的故事，公主、宫女和武士、饿狮，想到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世纪的传奇》。
① 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第1—3期。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143—144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7页。
④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页。
五、离开“长城”
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1948年底创办的，专拍国语片。1950年，张退出，吕建康、袁仰安、费彝民等重组“长城”，袁出任总经理，整个指导方针逐渐左倾，并引入“读书会”等组织，灌输红色思想，严俊、李丽华、林黛等先后退出。“长城”和《大公报》一样都是左派文化机构，强调思想意义，重视社会教育，对影片题材的限制较严，天性不喜欢受束缚的金庸在“长城”虽也有成绩，但社会反响远远无法与他业余创作的《射雕英雄传》等相提并论。他工作了一段时期，未免感到失望，觉得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在“长城”却很难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一度遭到批评。他编的好几个剧本都没有通过，使他对继续留在电影界失去了信心。
1959年，金庸的电影生涯走到了尽头。当初进“长城”，他以为电影圈会比较自由一些，和报馆不一样，想不到也是一样——
自始至终我觉得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特别是在“长城”此等左派公司，他们的摄制方针和我个人的意见很不相投，比如他们很注重思想教育，当然，我不是否定他们，但自己的艺术创作意图因此不易发挥。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兼且到了五九年，左派公司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总括来说，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则较大，故转而办报。
他在另一场合也说过，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造环境，我没有待下去”。
他还在“长城”工作时，《明报》就已创刊。①
短暂的电影编剧生涯，金庸因受不了左派公司的思想控制而选择离开。也有人说他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情场失意，才决意离开。此后，他与左派电影圈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报》创刊当天仅有的两个祝贺广告都来自电影界，头版是峨嵋电影公司，第四版是新新公司，这是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袁仰安办的一家公司。②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8、39、147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62—66页。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七章 《明报》初创
一、同学沈宝新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①
1938年，他们在丽水碧湖，初中三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金庸是级长，沈宝新喜欢打篮球，是级队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