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韬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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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无形而无不形：常变论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奇＋＇书＇＋网＇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划向黑洞的闪电：明暗论
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
首先，明暗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