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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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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观点是根据克恰诺夫对党项律令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写成的。克恰诺夫这部四卷本的
著作现在已出版。见'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 年)》。这部著作的内容包括党项
原始文献、俄文翻译和注解。克恰诺夫曾对党项律令的内容做过简短的说明,详见'264'《西夏法典(12—
13 世纪)》。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6,10b-11b;'644'《宋史》,卷 486,第 14019—14021 页。
③ '267'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1113 年的〈贞观玉镜统〉》。
 



用权力的行为。①崇宗及其继承人利用对廷臣的任命让两个集团疲于相互攻
讦。
联姻关系这时显然也是处在严格控制之下。1105 年,皇帝与辽朝公主结
姻,但是史料中没有记载辽公主和仁宗之母(汉人曹妃)究竟是谁当了皇后。
在党项与其宿敌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辽朝的坚定支持,出于感谢,党项
皇室与契丹人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当形势已十分明朗,保持与契丹
间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时,党项人还继续帮助辽朝的末代皇帝逃
脱女真的追袭。据称,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儿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击
者抓获之后,于 1125 年因伤恸过度而死的。②
根据相当晚出的资料(即 19 世纪时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记载,崇
宗在他统治的倒数第二年(1138 年),最终将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册立为皇
后。任得敬后来曾任国相,掌握西夏朝政达 20 年之久,最后,他还试图在西
夏的东部地区创立自己的政权。就 12 世纪的西夏历史而言,任得敬的经历确
实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这件事是由吴广成记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
佐证。据载,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权的那位女儿最初是皇妃,后来被立
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没有被提到过。可是从这
件事可以看出,虽然客观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将任得敬独擅大权
的情形与 11 世纪时他的前辈梁氏相比,两者还是不乏相似之处。
1139 年六月,崇宗去世,时年 53 岁。帝位由他的儿子、16 岁的嵬名仁
孝继承(庙号仁宗),仁宗的统治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两个长期在位的皇
帝最终使西夏皇室的统治得以稳定。仁宗继位之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
并指定罔氏为皇后。罔氏出自一个门第高贵的党项氏族。①
在仁宗继位前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战祸频仍,灾害
不断,所以在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临着起义造反和盗匪遍地的严峻局面。
据吴广成记载(这些记载同样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1140 年,一群心怀不
满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萧)合达的率领下起而造反。在当年冬天被镇压之
前,造反者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 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
附近地区的严重叛乱。仁宗颁布了免税赈济的措施,在镇压李合达、平定部
落起义的过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汉族将军任得敬。据记载,
仁宗本来要授予任得敬以宫廷的职务,但是在他的顾问、多疑的嵬名仁忠的
劝说下,还是将任得敬外派灵州统军,从而将他排斥在了宫廷之外。②
紧接着仁宗在 1144 年又将儒学机构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诏在全
国设置学校,其次又在宫禁中为 7—15 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小学。另一所学
校是在 1145 年创建的“大汉太学”。儒家的祭礼正式实行,并发布命令广建
庙宇,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释奠礼。1147 年,还开始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
员的策举制度。③虽然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认考试学衔的,但是在党


① '644'《宋史》,卷 486,第 14109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212b,卷 33,8a;卷 34,15b—16a。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3,17b。
① '644'《宋史》,卷 486,第 14024 页。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5,9a—11b;'646'《金史》,卷 134,第 2869 页。
③ '644'《宋史》,卷 486,第 14024—14025 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
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
名。
 



项法律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种作为补充官员手段的考试制度的论述,相反
却有许多专门规定官位继承问题的条款,这表明,官职的世袭可能仍然是一
条更常见的入仕途径。最后,仁宗在 1148 年设立了内学,“选名儒主之”,
可是在宋史的简短记述中,没有留下关于内学具体内容的记载。
在探讨党项实施这些措施的动机时,必须要考虑到党项的新的东邻——
金朝在这时的崛起。12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女真统治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金朝这时已经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在东亚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
言,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汉族风格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以与
自己已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党项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们对
女真的活动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记载时有错误,如果
《宋史》所载年代正确的话,那么党项的改革要比女真早 5—10 年的时间;
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1149—1161 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 1156 年,比
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①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
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
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
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
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
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
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
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
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
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 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
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①
《宋史》确指任得敬在 1160 年得到了由党项君主册封的楚王的称号。就
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统治者册封的惟一的一位汉人。一般说来,只有功勋
卓著的党项皇室子孙才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所以对许多朝臣来说,这件事
不仅是对西夏惯例的违犯,而且对西夏政权也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行为。据说,
这位国相在 1160 年末宣称,新建立的学校,诸如百无一用的汉学之类,与西
夏社会根本不相适应,而且为供奉学者浪费了本来就很贫乏的资财。学者和
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对他们的这种攻击仁宗反应如何,尚不得而知,
但是西夏的学校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任得敬显然遭到了挫败。
1161 年,皇帝进一步设立了翰林院,以编修西夏实录。翰林院是一个内宫机
构,它与御史台和学校一起,形成了与国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国相控制的中
书和枢密衙署,则在 1162 年移徙到了内廷之外。②
1161—1162 年,西夏开始卷入金、宋战争。四川的宋朝地方当局曾请求
党项人帮助他们打击女真,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西夏军队还短期地占
领了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陕西境内的宋、金领土。任得敬这时掌握着党项军
队,而且他后来又谋求四川的宋朝官员支持他个人的计划,所以有理由认为,
任得敬参与了这些活动。


① '489'陶晋生:《12 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 41—44 页。
①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6,3b-7a,12a。
② '644'《宋史》,卷 486,第 14025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6,13b—14b。
 



从 1165 年到 1170 年,这位国相殚精竭虑,以灵州和翔庆附近的地区作
为指挥中心,努力要在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经营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领
地。任得敬还进一步插手了庄浪(西藩)部落的骚乱。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
洮河流域,不幸的是,这一地区当时正好处在划分不明确的宋、金、夏三方
交界的边境地区。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金、夏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预示
了将要在 13 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使这个地区卷入动荡漩涡的战乱。任得敬这
时极力结交金世宗(1161—1189 年在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
开了西夏国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发现从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
与宋朝四川宣抚司交换秘密情报。一支西夏的巡逻队抓获了后者派出的一名
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给国相的一封信,并将罪证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则将
信转交给了金朝。①
在得到西夏国相背信弃义的确切证据之前,金朝统治者已从俘获的宋朝
间谍以及其他来源得到报告,说西夏在其西南部边境地区从事可疑活动。金
廷还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军队和役夫,在位于庄浪地面的党项边境基地祈
安城(原积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员前往调查,但是为时已晚。不但
城已建成,无法阻止,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确证宋一夏交通的传
言。针对金廷的调查,党项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证说,筑堡役兵完全属于
边疆防御性质,别无他图。②
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于 1169 年或 1170 年,很可能是女儿的
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
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
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庭之臣
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
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 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
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
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
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①
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
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做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
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
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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