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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三国十八扯-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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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吕布当年恐吓人的手法和效果,无论于古今中外,均不少见。

—》人—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轻取荆州,窥视江东,也对孙权先展开了心理战,派人送去了一封恐吓信。方其时,曹操53岁,打遍中原无敌手,全没有把26岁的孙权小子放在眼里,满心以为也会像刘琮一样,恐吓一下便会心惊胆裂,望风归降。他信里写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华丽的外交语言,每一句都包含着威慑力量。所谓“奉辞伐罪”,亮出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堂皇旗号,分明喻示孙权只有效法“刘琮束手”的一条出路。扬言有“八十万众”,虽属夸大炫耀之辞,但实有的大约30万人马,也确实比东吴当时能调集的几万人马强大得多了。“会猎”云云,暗藏着400年前刘邦打着会猎云梦的幌子,一举擒拿韩信的当朝典故,历史的经验教训彼此都决不会忘记。所以这封恐吓信一到,孙权“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一度在孙权集团高层引发出了强烈的心理地震。连张昭那样的孙氏“三朝元老”和顾命重臣,也劝孙权屈膝“迎之”,其他诸多大臣亦是“降”声一片,弄得孙权既犹豫,又失望。若不是鲁肃独抗大流,反对投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定大计,这一段历史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以恐吓为核心内容的这类心理战能够产生一定作用,因而当年曹操要用,百代以下的中外后人也爱不释手。

—》书—三国后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平定淮南之战,就是成功运用恐吓心理战,辅《。文。》助军事《。人。》行动克《。书。》敌制胜《。屋。》的成功例证。先是正元二年(255)魏将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拥众造反,时任大将军专擅朝纲的司马师接受时任中书侍郎钟会,以及河南尹王肃、尚书傅嘏的谋略建议,“统中外军讨之”。当时母丘俭率其所部据守寿春(今安徽寿县),文钦率其所部在外为游兵,合计拥众五六万人。司马师亲自坐镇汝阳(今河南汝南)指挥主力部队,派监军王基统领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同时命令镇南将军诸葛诞统领豫州诸军,从北面进逼寿春;又令征东将军胡遵统领青、徐两州诸军,“出于谯(郡治在今安徽亳县)、宋(今山东、安徽、江苏接壤地带)之间,绝其归路”。这样至少三、四倍于叛军的优势兵力,构成了合围态势,他却“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母丘俭、文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心理上被扰乱了。

—》屋—淮南将士的家乡多在北方,面对优势兵力的合围态势,心理尤其恐惧,导致“众心沮散,降者相属”,仅剩一些淮南新附农民兵还在为母丘俭、文钦卖命。这是军事实力和用兵谋略合构成的心理恐吓,部分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效能不亚三五万将士。

司马师随之走出了第二步,派遣时任兖州刺史邓艾统领泰山诸军万余人挺进挑战,“示弱”诱敌,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迅速跟进。文钦中计,夜袭邓艾,天明才发现重兵掩至了,赶紧落荒而逃,投奔东吴保命。当天母丘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途中同小弟母丘秀、孙儿母丘重一起被杀,不久传首京师,夷灭三族。

参与剿灭母丘俭、文钦叛乱的诸葛诞,与蜀汉诸葛亮、孙吴诸葛谨同为东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但三人分在三国,各奉一主,均居显位。因这次参与东征有功,升任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未久又进封高平侯,食邑3500户,转为征东大将军。但他眼见母丘俭等人累被夷灭,惧不自安,便倾出家财收结众心,厚养死士数千人。同时以筑城备寇为名,要求朝廷增兵10万给他守寿春,私心意图“保有淮南”。当时司马师已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对诸葛诞产生了疑心,于是采纳长史贾充的献策,于甘露二年(257)五月征调诸葛诞入京任职司空。把封疆大吏调入京城作官,既可能是提拔重用,又可能是削权闲置,甚至有夺命之险。

诸葛诞明白自己属于后一种类型,接诏“愈恐,遂反”。他聚众10余万人,夺扬州,据寿春,并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幼子诸葛靓“至吴求救”。东吴积极响应,派大将全怿、全端、唐咨和降将文钦一起,率三万精兵进入寿春,并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当年六月,司马昭亲自统领中外诸军26万余众,布置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率部对寿春“四面合围”。诸将多希望强行攻城,速战速决,司马昭坚持认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所谓“以全策縻之”,亦即千方百计地困死他,震慑他,消耗他,削弱他,最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26万余众的大军压境,“四面合围”大半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到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文钦、唐咨率众突围,都被打回城中去,战场遗留的“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城内口粮耗竭,“降出者数万口”。文钦素来与诸葛诞有过节,至此又主张“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诸葛诞对他疑心加重,将其杀死。文钦之子文鸯、文虎逾城投降,司马昭不仅不杀,还封他们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这就使城内的人更想保命求活,加上日益饥困,诸葛诞、唐咨智力穷尽,走投无路。司马昭又用反间计,恐吓说“吴中怒(全)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逼使全怿、全端都率部投降。至二月“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诸葛诞也落得了与母丘俭同样的下场。半年恐吓,一朝全胜,淮南由是平定。

对于辱骂和恐吓,三国时人袁涣自有儒家后学的态度。刘备之任豫州刺史时,曾举袁涣为茂才。其后,袁涣避地江、淮间,曾先后为袁术和吕布所用。吕布与刘备翻脸的时候,要他代写一信去“詈辱”刘备,再三强之,他都不答应。吕布大怒,拔剑恐吓他说:

“为之则生,不为则死!”袁涣颜色不变,笑着回答吕布:“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一席话说得吕布自感惭愧,便没有再强迫他。吕布白门楼丧身之后,袁涣归顺曹操,历任沛南部都尉、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等职,“时人服其清”。曹丕听说他拒吕布之事,问他堂弟袁敏道:“涣勇怯何如?”袁敏回答:“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如今看,袁涣对于吕布的恐吓,的确表现得威武不能屈,对于辱骂的理解也合儒学的道理———前一方面值得学习,后一方面也可借鉴。只不过尚须补充一点,那就是,无论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皂隶草民,采用辱骂和恐吓手段进行战斗,决然不会都遵从儒家学说,因而决然不宜践行“本本主义”。

第十四章 司马懿之心难以捉摸

司马父子成为曹魏政权掘墓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曹氏父子恰是促成者,历史仿佛在开玩笑。扫却玩笑的迷雾,看一看司马懿那一颗难以捉摸之心,比指一指司马昭那一颗路人皆知之心,对于后世人更具吸引力。那也是另外一种“黄天”代替“苍天”,无关乎宿命。

汉语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出于三国后期,事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的甘露五年(260),这个时年20岁的傀儡皇帝眼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面见,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其背景在于,嘉平六年(250)时任大将军司马师擅权废齐王曹芳,另立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时年14岁的曹髦继位,改元为正元。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其兄一样专擅军政大权,儿皇帝曹髦无非一个摆设而已。到甘露五年,司马昭任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权势尊显已可与建安末年的曹操比拟,业已成年的曹髦于心不甘,意欲有所作为。王经劝阻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倘若“欲出疾而更深之”,势必“祸殆不测”,因而“宜见重详”。曹髦不听,决计起事。王沈、王业向司马昭告密。于是乎,由中护军贾充、太子舍人成济出面,将曹髦杀于南阙之下。随即另立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帝。那就是曹魏政权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在位仅六年,到咸熙二年(265)就禅让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了。

正如王经对曹髦所说,司马氏“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溯流竟源,要追到司马懿。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二千石的地方豪族世家。其父司马防,东汉末年任尚书右丞,曾举荐曹操担任北部尉。曹操称魏王不久,特将司马防请到邺城,设宴欢饮。席间曹操问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率尔回答说:“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对司马防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铭感之情,尽在如实对答和开怀大笑之中。有这层特殊关系,司马防本人以及其子司马朗(懿之兄)、侄司马芝(懿之堂兄)都先后投靠曹操,并得到重用。《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年轻时就“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当世名士杨俊、崔琰誉为“非常之器”。陈寿为晋臣,撰《三国志》不敢犯讳给司马懿及子、孙立传,但在《崔琰传》里,也提到崔琰曾对司马朗说:“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司马懿早年曾在本郡作过郡吏,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后,时年30岁了才被辟为相府文学掾。在曹操身边,他得到迅速提升,“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见《晋书·宣帝纪》)东曹属主管人事,主簿综理相府庶务,都属贴身秘书性的亲重职务。

然而在曹操时期,或许智囊团的杰出之士太多了,司马懿虽然时有建言,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非常”之处。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魏太子,曹操任命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那是一个掌管太子宫禁侍卫的重要职务,从此让他成为曹丕的“四友”之一(另三人为陈群、吴质、朱铄),仕途进入了关键转折点。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一死,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立即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任丞相长史,相当于今之总理办公室主任,上了很大的几步台阶。

历来封建帝王将相身边的亲信,升宫致显都比别的人方便,司马懿在曹丕时期,自然进入了“进步”(当今中国官场术语)快车道。曹丕当丞相、魏王不久,又委任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那是一个临时设置的权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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