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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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街边和人行天桥上，摊贩们嗓音响亮地叫卖道：「忽悠证！一元一本忽悠证！一本忽悠证在手，忽悠天下无敌手。」打开忽悠证，上面印着：「兹证明某某同志具有独特的忽悠手法、丰富的忽悠经验、高明的忽悠手段，让人防不胜防，特发此证。」发证机构为：「全国忽悠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国其他类型的证件一样，忽悠证上面也是像模象样地盖着一枚圆形公章。中小学生购买忽悠证以后，互相见面时，从口袋里掏出忽悠证亮一下，像是好莱坞电影里FBI亮出特工证一样，中小学生们觉得很帅，很刺激。
忽悠一词的迅速风靡起来，与山寨类似，同样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混乱，也是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片面发展之后引发的后遗症之一，而且忽悠现象在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性更甚于山寨现象。当忽悠大行其道之时，我们也就生活在一个不认真的社会里，或者说生活在一个不讲原则的社会里。
我的担心是，当忽悠堂而皇之地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忽悠的受害者。我的意思是说，忽悠者最终很可能忽悠了自己。用中国的俗话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去忽悠别人，到头来却是忽悠了自己。我当然也不会例外，回首自己的忽悠往事，我发现这样的经历为数不少。在此举出一例。
我记忆里最初的忽悠对象是我的父亲。当父亲要我去做什么事，我又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或者我做错了什么，父亲准备惩罚我的时候，我常常利用假装生病的杠杆。这在过去叫欺骗，现在应该叫忽悠了。
我想，欺骗或者说是忽悠父母，可能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
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
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只记得是为了逃脱父亲对我的惩罚。我假装发烧了，摇摇晃晃地走向发怒的父亲，去忽悠父亲。
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
幸运的是我的忽悠竟然蒙混过关。当我父亲洞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发烧时，他没有想到我是在忽悠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裁决。我立刻逃出家门，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于是，我有关疾病的表演深入到了身体内部，在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假装肚子疼，确实起到了作用。由于我小时候对食物过于挑剔，所以我经常便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肚子疼找到了借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会疼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体会到自己是在装疼，后来竟然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父亲一生气，我的肚子立刻会疼，连我自己都分不清疼痛是真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反应，那时候我父亲的生气总会一下子转移到我对食物的选择上来，警告我如果继续这样什么都不爱吃的话，我面临的不仅仅是便秘了，就是身体和大脑的成长都会深受其害。又是对我身体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那里，那里就会发出疼痛，好像是父亲喊叫我的名字，我就会答应一样。
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父亲把我背在身上，走出了家门。
我懵懵懂懂地趴在父亲的背上，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直到父亲背着我走进医院的手术室，我才预感到大事不妙了。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太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父亲把我放在了手术台上，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父亲把我摁在了手术台上，两个护士用手术台上的皮带将我的手脚绑住。我这时候拚命挣扎起来，大声喊叫：「我现在不疼啦！」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我继续喊叫：「我要回家！让我回家！」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我就在这个口子里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表明我拒绝手术的决心。我的手脚被绑住了，只好扭动身体来加强自己的反抗。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让我不要喊叫；她警告我，如果我继续喊叫，我可能会噎死的。我吓了一跳，不明白为什么喊叫会噎死？就在我停止喊叫，思考这个复杂的问题时，发苦的麻醉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过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当时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应该切掉。」我关心自己的阑尾当时是不是真的发炎了？父亲用模棱两可的语气回答：「好像有一点红肿。」我心想「好像有一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这「好像有一点红肿」就是不吃药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好像有一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
我曾经相信父亲的话，不过现在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了，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我本来是想忽悠父亲，结果却是忽悠自己去挨了一刀。
后记
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为了一名牙医。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除了拔牙，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
我需要解释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由于物质上的贫乏，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消毒也是极其简陋，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分别用纱布包好，放进几个铝制饭盒，再放进一口大锅，里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
因为针头反复使用，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先去了工厂，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又挨个被针头勾出小血肉。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他们咬紧牙关，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情景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哭成一片，由于皮肉的娇嫩，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出血也多。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我当时的感受是：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
我震惊了，而且手足无措。那天回到医院以后，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找来一块磨刀石，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都磨平又磨尖后，再清洗和消毒。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已经金属疲劳，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勾了，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我的手指泛白起泡。
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回首此事，心里就会十分内疚，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
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
当他人的疼痛成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写作。我心想，这个世们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