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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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变，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为了吸引农民。许多共进会领袖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人权”不象对哪怕是意义含糊的“地权”那样感到不舒服。此外，他们心目中的“人权”与同盟会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权”意义不同。例如，共进会江西分会采纳了儒家的准则：“‘平均人权’指的是按照传统公认的社会规范确定的正确行为。”②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国的潜力来进行民众起义的努力，并没有使它与一般民众建立牢固的关系。共和派还发现，他们必须与绅耆妥协，后者对革命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共进会是第一个明显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类组织后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尝试，以把反满的共和革命与保存传统的社会、经济秩序结合起来。
到1908年初，同盟会已经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约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或参加了起义——根据不同的说法，总共至少五次，也许多达八次；但没有任何明显的成就。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时不很费劲。没有一次有希望触发革命派梦寐以求的连锁反应。随着失败的升级，同盟会会员内部发生了争吵。曾经在1905年被掩盖的分歧这时把团结的门面搞得粉碎。在敌视孙中山的新编辑的主持下，《民报》发表了批评共和主义的文章，论调也很悲观。同时，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经夺走的主动权，逐步增加对外国当局的压力，要求它们取缔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国庇护所的活动。在国内，它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革命活动仍在继续，但协同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学生、秘密会社、老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满的绅士在以后的两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开始组成新的队伍。同时，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内的孙中山在新加坡避难。从那里，他又恢复旅行，去访问全世界的华侨界，这时他仍在继续实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经制订的策略。
① 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9页插图。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148页。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有时也用“革命”一词。
①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257页。
① 引自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页。
① 1905—1906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1953年）第158—217页。研究同盟会最彻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音）的《1905—1912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01—462页）。又可注意李大龄（音）：《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
①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136—138、152—160页。伯纳尔关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② 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 217—223页）。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华（汤增璧）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218—238页；此文也载于《辛亥革命》，第2册第438—459页。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页。
①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昌首义》，第2辑第1册第5页。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页。
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年4月）8。
①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第53页。
① 塞缪尔？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第95—96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6页。
① 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29页。
① 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实际上抄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页；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78—93页。
② 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页。
③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70—171、180页。
①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71—177、182—184页。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822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66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34—139页。
① 谢文孙：《1911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45—164页）；以及《1911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第119—141页。
② 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页。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8页。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的共进会》，载《东方研究杂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206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529—540、617—656页。
② 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页。
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了下去。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对清朝的支持在从前一些起义中很少动摇，但这时却冰消瓦解。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最后出现了一个共和国。
很明显，在1908至1911年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但是那些变化只是一个很长的衰败过程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转弯呢？
总的说是传统，具体地说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长时期中已经在衰落，但不时出现复苏的迹象。即使清朝在诸如自强运动和1898年维新运动中失败了，但仍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1901年以后的几次改革是又一个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
按照这个观点，则1911年前后确有一个突变。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新利益集团的发展。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在1910—1911年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不妨引用列宁的话，可以说1908年至1911年之间发生的一切是上层阶级中较活跃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旧的方式，而上层阶级的其余部分人变得不能再按旧方式行事了。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层阶级”的成员。下层阶级在最后的反清联合中虽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产生一次群众革命。1911年反清联合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是新军中的士兵）和“新绅士”（特别是在谘议局、自治会和投资者集团中的“新绅士”）。“下层阶级”在联合中主要是通过新军进行活动，但也在联合以外的各种运动中活动。革命学生也在新军中起最直接的作用，还可能在“新绅士”中起作用。他们的宣传品（包括旧《民报》和其他杂志）在发行后几年仍在内地流传。有的学生还在1911年与其他革命派结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曾经大力赞助的联合。
多年来迂回曲折的事态发展进程突然起了变化，并且集结了力量。反对派过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乱了步骤，因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时他们各处一方而社会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设法保存了下来，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终于把他们纠集到一起来了。
大联合的出现
新 军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多。①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们终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