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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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他，与共和国成长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国前，他是广东人民熟悉的东江纵队的小战士。建国后，因为根正苗红加上年轻，就在共青团某地委任科长、副处长。年轻时，因为自己的光荣历史，养就了他敢想敢说的性格，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因为他那张嘴，几乎成了一个地道的右派。
　　这反右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年少的时候，叔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反右后期，有扩大化倾向，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一天晚上，一个单位召开党员大会，要定出本单位党内的右派一人，大家想来想去，都觉得没有合适的人选。当然，也不方便说谁是右派。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熬到了凌晨四点。这时，有一个人实在憋不住了，就起身去小便，他这一走动对自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人们不是说过吗：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倒是激发了会议主持人的思路。主持人看着他离开了会议室，立即敲了敲桌子，叫醒与会众人，然后小声说：“就选他当右派，大家同意吗？”
　　充满睡意的与会者一听来了神，立即表示赞同。主持人说：“那就这样定了。”
　　这时，那位已经小完便，刚回到会议室，还没有坐下，主持人说：“不用坐了，就要散会了。我告诉你一个决定：本单位的右派是你。”
　　那位争辩说：“哪有这样搞的！拉泡尿就成了右派？”
　　主持人说：“我们发扬民主，现在表决，不同意他当右派的举手。”
　　那位小便者一看众人，没有一个举手。主持人又说了：“你看，也不是谁冤枉你，这是集体的决定。”
　　这位右派不但在其后的三十年人生生涯中历经不幸，而且给他的子女带来了无尽伤害。叔公当时告诉我说：“所以，人生在世，连小便都要小心哪！”
　　话说回来，行长虽然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停职、批斗、进“五&；#8226；七干校”劳动改造，一样都不少。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原来的处级降为正科安排到了银行。他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又在科、处级岗位上锻炼了那么长时间，加上年轻有朝气、肯学习，无论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还是业务水平，都不低。在银行科长岗位上游刃有余，领导艺术和成绩很快受到大家的肯定，不久，被提为分行副行长。
　　我们之间相互认识是因为我的文章。1981年，国家在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人们开始有了效益、效率的概念，银行信贷部门也加强了对工商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力度。当时，我写的一份《本县国营工业资金活动分析报告》，在给信贷科的同时给了金融研究所。行长看到后，对我所采取的“阐明成绩结合因果，分析问题围绕手段”的分析手法倍加赞赏。指示金融研究所长和支行长要约谈我，逐步加大经济研究的分量。当年底，我的第一个业务职称在分行评审并获通过，他和信贷科的同志都发现了我在述职报告中所表现出的素养。从此，我在梅州信贷队伍中是一个有根基的人。
　　1984年夏天，我的成名论文《论加强资金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在送给王伟民教授审稿时，也给了一份给地区金融研究所。行长看后，对我的支行长说：“我看了五遍。”可见他的重视与兴奋的心情。后来，这篇文章在地区与在省里发表的篇幅是不同的。原因就是经过不同长者的圈阅和审改。
　　这位长者行长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有的时候，对支行长特别严厉，简直让人难于接受。当时，有个支行长因为身上挂着的啤酒肚越来越大，裤头和皮带跟不上肚子的发展速度，裤子的拉链难免拉一半放一半，有可能出现“拉链门”的问题了。
　　这分行长也不露声色，在一次会议总结发言时说：“有人说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临界理论研究不透，导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我联想到有些行长穿裤子时对拉链都是拉一半放一半，一定是触类旁通想把自己的肚子搞活。我想，你们是总结过国家经济层面的这个教训的。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么，一个连裤子都穿不好的人，怎么让人有理由相信，能领导好一个支行？”
　　自始，每位行长到分行开会，穿着就讲究起来了。
　　还有一个支行长是猴年出生的人，坐姿喜欢像和尚一样盘腿而坐，在开会听领导讲话时也一样盘腿坐着，他一边做笔记，鼻子里还真像猴子一样规律性地“咔、咔、咔”个不停。分行长每当与他同室开会，没事时，就经常看着他“咔、咔、咔”来着，也不吱声。后来，行长很客气地对他说：“你可以参观一下梅州制药厂，看有什么好药。哎，那个喉风散怎样？”
　　有一回，我脸上奇痒难熬，就买了瓶癣药水往脸上一涂，痛快倒是痛快极了，但痛快过后脸上难看，行长见到我，乘在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俩时，他用极温柔的声音说道：“年轻人脸皮薄，脸上问题要用肤轻松。”
　　我也低声说：“谢谢。”
　　他有的时候与一些普通员工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让一些支行行长无法理解。我的一个同事因为篮球打得好，调到梅县。这行长隔三差五、有事没事地与他在一起聊天。梅县的行长觉得在他身边放了一个窃听器般难受。有一回，这位同事打完篮球后穿着裤叉跑到行长家，喝完冰红茶后就聊起了官场之道。期间就问起了我的情况，行长顾左右而言它地说：“树大遮死草，你看我那位亲戚小文，表现好吗？能力强吗？为什么不能当科长？就是因为我是行长。”然后说道：“艺高压弯腰，你同事可能是这种情况。你说我不喜欢他吗？我看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时就爱不释手，是有才的。但是，你知道蒋介石的用人原则吗？‘宁要庸才，也不用人才，’现在是和平时期，不少人在学习他呢！问题是，配置单位副手要看正职的想法，这就是干部任用的难点。”
　　他是一个爱才的领导。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南方发现稀土矿藏，开采成本比北方低了很多，大有一窝蜂发展之势。有的靠近公路的个体户不用出门，在家门口摆一个桌子，挂牌收购稀土，然后送到镇上，每天就有一万元利润。1989年，长者行长吩咐支行长找我谈话，要我在半个月内写出一篇有份量的稀土研究文章，他要亲自送到北京总行。支行长不敢怠慢，跟我热乎了几天后，就把分行长的意图告诉了我。我说：“半个月完成是不可能的，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有可能。”
　　这个想法反馈到分行，分行长表态说：“行吧，要注意质量。”
　　就这样，我用15天时间在粤赣边界的数十个稀土矿山进行考察，用了半个月时间学习全球稀土杂志和国内研究机构的可行性报告。又用半个月时间写成《关于平远稀土开发情况》，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向省、地行报送。可以这样说，我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观点鲜明、立论有据，否决他人意见铿锵有力，不容争辩；更可贵的是，在狂热氛围中不失冷静思考，在盈利时说到亏损风险。这篇文章写成二十年来，稀土几经起落，我数次自读该文，仍不失它的科学性。
　　分行长收到文章后，读了几回，觉得能说明问题。又多要了几份，装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专门到省里汇报去了。当时，省行对稀土一无所知，看了文章，又听了汇报，十分兴奋，迅速在两个地级市研究资金投入。后来，省、地到了平远作项目可行性论证，当时我正好出差在外，长者行长要支行长转告我：“这篇文章是立了功的，我拿到文章后到省里逢人就说稀土。你是有功于省、地行的人。我表示肯定。就是文章上报的时间稍晚了一点，没有赶到北京立项的时间。”
　　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八十年代煤气炉刚刚兴起，支行给每人发了一套，支行长对我说：“也不知这日本名牌过不过关，给分行长送一套去，请他试用发表看法，向日本人提提意见也好。”
　　我把炉子送到他家，装好，发现少了一个气管的卡扣，我就用铁线绑好管子，说改天给他换个卡扣。他一家都担心这炉子因为没有卡扣不安全而被害了性命，而我则忘了这事，害得他一个月后托人向我要了一个卡扣。
　　有一回，他坐在地委招待所的会客室里看着茶几，许久才对我说：“你们县生产的理石茶几质量好啊？”我不知就里，客气地说：“不行。”然后，他就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到梅江岸边散步去了。这亲热劲，让各县的同僚嫉妒不已。
　　一个月后，支行长跟我说：“听说分行长跟你说了要一个茶几，你怎么不给他办？”
　　我懵懵懂懂地说：“哦？”然后猛敲了自己的脑袋，说道：“嘿——你看我这记性，就是误事！”
　　后来，我利用一次出差广州的机会，在广州新大家具城买了一个梨木理石茶几给他送去。
　　他还是我敢于说他不是的长者。
　　我与他通过两封信，一封是求他办事，一封是批评他用人的失误。两封信他都没有回复，但信上所述之事他都很重视，亲手处理。
　　我与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离开梅州——我是调动工作，他是离休赴闲。此后，我在梦中与他神侃了数次，梦境中都是因为我年纪比他轻而数落他的不是。而他呢，则似笑非笑的应付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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