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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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提挈全军、总制全局的才干，而绝不能苛求他们有什么非凡的精力或超人的本领。 据说，有些专家认为，任何一级领导人，他所直接领导的部门，也可以说他所直接领导的人员，只能是十几个，至多二十几个，再多了就会出现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现象。也有的专家认为，就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来讲，需要做的工作，完成的任务，达到的指标是多方面的，但要求这个地区或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者必须负责的，只能是其中最重要的，最带全局性的关键的几项，绝不能一揽子都加在这个主要领导者身上。 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些领导同志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认真考虑全局性的、方向性的根本大计，以更好地不断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开拓前进。 我认为这些主张很有道理。要做好领导工作，还必须做好服务工作。 服务，就是要为下级提供和创造工作的条件，帮助下级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此外，还必须注意掌握信息。 信息不灵，不了解情况，是根本谈不上领导的。总之，有关领导艺术方面的问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我这几点议论只不过是提几个简单的题目，希望各行各业的同志们都来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以切实提高我们的领导艺术水平，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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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突围的伟大意义 —１３６—
中原突围的伟大意义
１９８６年８月
今年是中原突围４０周年。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我认为要从当时全国斗争的形势出发，从战略上去认识。１９４６年４月，国民党在中原军区周围部署了３０多万军队，企图一举围歼我军。根据党中央的命令，中原部队于６月２６日举行了突围。 突围是分三路走的：一路由李先念带领到了陕南；一路由王震带领回到了延安；一路由王树声带领到了鄂西北。 此外，皮定钧带一部分人掩护主力突围后，向东到了苏皖解放区。这次突围战斗是十分艰苦的，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部队也受到一些损失。 但从全局来看，从战略上来看，突围的意义是重大的。 它粉碎了国民党围歼我军的阴谋，证明我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了其他战场我军的斗争。 由于中原解放军牵制了国民党的３０多万军队，使它不能将大量军队调往华北、东北，这就为我们在东北的发展争取了时间。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党在华北、东北的发展，对３年自卫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才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有了辽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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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而这些胜利，与中原解放军的战略坚持和胜利突围是分不开的。评价中原突围，应从整体上去看，要认识它的战略意义。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孤立地去看。 全国的解放战争就是这样，有胜有败，有得有失，我们在这里遭受一些损失，而在那里却取得了胜利。 中原突围也是如此，中原部队吃点苦头，遭到一些损失，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华北和东北却得到了大发展，后来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可以这样看，没有中原部队在中原吸引大量敌人，我军不可能迅速地在华北、东北和全国取得胜利。 因此，我们应当肯定中原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和胜利突围的战略意义。
（原载《河南党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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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３６—
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１９８６年８月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１９８６年法制知识竞赛已经胜利结束了，我有幸参加了他们的发奖仪式，并听取了杂志社负责同志的汇报，对他们在普及法律知识、调动广大群众关心国家法制建设积极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甚感欣慰。 当然，这对于《民主与法制》说来，不过是他们参与的一项社会活动，但是仅从这一方面，也可看出刊物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如果就刊物本身来看，几年来，他们在宣传法律知识，反映群众呼声，交流司法工作经验，探讨法律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许多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作为本刊顾问，我虽然为刊物做不了多少工作，即使想发挥一些作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支持他们，渴望他们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民主与法制，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已越来越得到各级领导和各方面人士以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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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众的承认。 最近胡耀邦同志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还决心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其制度化、法律化，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确保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有效监督。 这样就能使我们的一整套正确方针政策，得以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持续稳定地贯彻实施。”
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民主与法制不仅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建设所绝对必须的，而且是保证我们当前实施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保证我们卓有成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作，保证我们深得人心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为此，我确实感到我们的《民主与法制》作为一个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服务的刊物，所担负的职责同样是十分光荣而重大的。为了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以为以下几点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注意和加以认真探讨的。第一，继续宣传好党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方针指示、政策措施，仍然是刊物的首要任务。 应该认识到，目前我国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以有如此的大好形势，是同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党的各项优良传统，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密切相关的，是同三中全会以来党所施行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的，一句话，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因此，进一步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方面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在这方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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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可以说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背离党的正确领导，违反党有关的方针政策相联系着的。可见，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其实，这也正是党的一切报纸刊物都不可忽视的一项中心任务，《民主与法制》所不同的，只是在宣传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而已。第二，党的报纸刊物，还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如何宣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大家都来关心民主和法制问题，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积级的贡献，同样是我们刊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自然要包括普及法律知识，反映群众呼声，研究和解答群众所提出的有关的各类疑难问题等各方面的工作。 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以为在关心维护人民群众依照国家法律享有的正当权益的同时，还应该注意调动群众关心国家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努力履行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比如，自觉地向违法行为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如实地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犯罪行为的真实情况等等。在这方面虽然近年来都有所进步，但较之５０年代广大群众主动配合主管机关向破坏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进行积极斗争的政治热情来，还有相当的差距。这自然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的。由于多年来“左”
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任意遭到侵犯，应有的法律秩序几乎被破坏殆尽，因此，在拨乱反正以后，加强法制建设的工作中，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不同时认真调动人民群众自觉地加强对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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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要想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有些案件之所以不能及时侦破和结案，是同了解情况的群众不能积极主动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应该看到，党的任何工作自然也包括法制建设工作，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是无法想象的。第三，如上所述，党的任何工作，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都是要通过人们的积极行动来实现的，那么，表彰鼓励执法不阿，遵纪守法的先进人物，批评鞭挞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不良行为，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执法、守法、维护法律秩序的积极性，就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无论在表彰还是在批评中都应该认真调查核实，力求做到公正恰当，这是不待说的。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的是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问题。应该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过一个曲折过程的。前些年在“左”
的影响下，曾经有一段时间把这个口号不适当地看成是所谓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当然是片面的。 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坚持这一原则专门是针对领导干部的，它是指在人民制定的法律面前，在它的实施上，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公民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当然，领导干部应当尤其重视这一点，做守法执法的模范表率。 据我的理解，这条原则还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含义：对于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只能是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予以追究，而绝不允许侵犯违法者依法受到保护的必要的权利，如辩护权、上诉权等等。 那种认为这一原则只应适用于没有犯过法的人，甚至对刑满释放、劳教解除的人员，不问其实际表现如何，都一律横加歧视的态度，也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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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 而对于这一原则的任何片面的理解都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表扬与批评工作的质量。第四，应该如实地承认，我们的法制建设尚在进行之中，虽然从基本内容、总的方向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具体细节上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 因此，如何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及至广大群众的意见，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既然要欢迎大家提意见、讲看法，就难免其中可能有不尽恰当之处，甚至初看起来颇有见地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探讨之后，也很可能最后证明是错误的。在这里，过分地求全责备，等于是不让人家讲话。 但是，也不能借口允许讲话，在自己发表了意见之后，不管对错都不准别人批评，一批评反驳就以为是压制了民主，妨碍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最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