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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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党同志在整风学习中注意研读。这篇著作后来又收入了延安解放社编的《整风文献》。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论述了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粗暴过火斗争。 对这点，我感受特别深。 早在湘赣苏区工作时，我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头，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打成“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
，受到残酷迫害。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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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我们受害的几个同志谈话，代表中央为我们平了反，我感到无比亲切温暖。 到整风期间，时隔几年了，少奇同志又找我谈心，了解当时一些冤案的具体情况，细问是否还有遗留的问题。 他对所有受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都是十分同情和关怀的。 他亲切地对我说：大家把党比做“伟大的母亲”
，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的温暖和爱护送到每个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的心坎上。 当我向他谈到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刘其凡等一批负责同志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无辜地秘密杀害的情况时，他悲愤而深沉地说：这是王明路线的又一罪恶；为了懂得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后再不许目无法纪，乱抓乱杀，再不许动辄乱开斗争会了。 他真挚地对我说：首道同志，你我都受过打击，吃过苦头，应当看做是一种锻炼，这样，我们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就绝不搞王明他们那一套，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少奇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襟，使我难以忘怀。多年来，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热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甚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看到烈士的衣兜里也珍藏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鲜血所染红。 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党的入门教科书，包含了马列主义真理，而真理是谁也扼杀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少奇同志这些革命论著，１９６１年就指示要整理编选少奇同志的文章。１９６２年修订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正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部分。康生当时主持了这项工作，但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却脸色突变，颠倒黑白，带头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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挞伐，对１９６２年的修订再版也横加诬蔑。 这说明，他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专家。
三、实事求是的模范
在建立新中国以后的１７年中，少奇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和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密切配合，负责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担当着繁重的责任。 他不辞辛劳，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地勤奋工作，使毛泽东同志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更重要的问题。 解放以后，我较长时期在交通部和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工作，在和少奇同志较多的接触中，我印象最深、最受教育的是：少奇同志堪称为实事求是的模范。 他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努力把各项事情办好。少奇同志及时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协助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制定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１９５６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历史转变关头，我党决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的意见作了认真的修改。 毛泽东同志说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又在下边书写了报告人“刘少奇”
３个大字。我们在八大聆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觉得很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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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力，思想豁然明朗：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说，这个报告“是个很好的提纲”。
现在，当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挫折，经历了林彪、“四人帮”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灾难，我们看到八大政治报告至今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更觉得少奇同志那种科学精神之可贵。少奇同志对经济建设抓得很紧，具体指导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抓得十分细致扎实。 他那种实干家的领导作风，深深铭刻在我脑中，至今历历在目。 早在１９５２年，少奇同志在社会上各项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时，念念不忘船民，亲自写信给我，督促抓紧做好沿海和内河民船的民主改革工作，以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 他还亲自提名让中央组织部为我们调配有关干部。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了《论十大关系》，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吃透精神，用来指导工作，把交通运输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各项事业都在发展，出现了运输能力与运输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运输战线面临着紧张局面。就在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亲自听取我们汇报，给予指导，少奇同志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具体帮助我们解决矛盾。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发展交通业和轻工业，说“交通和轻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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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挨骂的“。少奇同志深入浅出地对我说：首道同志啊，你过去抓过枪杆子，现在让你抓国家建设中血液循环系统的总开关，一条条运输线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要是堵塞不通，高血压也过不去。 这形象的比喻，顿时增强了我的责任感，使我明确了交通事业的工作方向。 当时各种运输的运价定得太高，影响了工农业产品交流，束缚了生产力。 少奇同志指示要坚决把运价降低下来，不能只打财政算盘；并且抓住这个事实教育我们：运输业一定要为各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各部门之间都要合作好，否则，就会违背了客观的基本经济法则，就是犯了大错误。 他指出，为了迅速提高运输能力，尽快改变我国交通工业基础薄弱、工具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低的现状，就一定要抓紧学习，坚决采用外国先进技术，迎头赶上去。 他并且一一和我们具体研究部署新建铁路干线，改造公路水运，建设民航和专业航空事业等等。 他高瞻远瞩、信心百倍地说：我们要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国内自己造飞机，自己造远洋海轮，发展远洋运输，总有一天把中国的旗帜打出去。 他脚踏实地、细致入微地指示：对人力车、兽力车、独轮车、木帆船的技术改造，也不可忽视啊，铁木轮改为胶皮轮也是一个进步，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现有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 他十分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专业干部队伍，强调说：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包括解放前留下来的人员，他们９９％在政治上是可靠的；要吸收专家参加部的领导，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好处的；要制定长远规划，以各种形式办学，大量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 他说要抓两条：一是把外行变为内行，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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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改进交通运输工作，而且使我们对于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必须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 少奇同志一直很关怀交通运输业，后来几次亲自代中央拟文，转发我们的报告，请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今天，看到我国铁路干线交叉纵横，公路水运四通八达，海运航空贯通全球，我总不能忘记，这里也倾注着少奇同志的心血。 我总想到，我们搞经济建设，多么需要既勇于创新，又扎实前进的实干精神。少奇同志一贯拥护毛泽东思想，主张采取科学的态度，理论结合实际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１９６４年，正当林彪鼓噪所谓“活学活用”
，大搞生搬硬套片言只语的形式主义之际，我看到少奇同志给某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亲切谈心式的信，十分感人而又发人深省。 信中恳切地指出了这位同志有过一次只摘引毛泽东同志讲话和上级文件而“讲空话”
的错误，又循循善诱地讲清道理，教育他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 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 信中指出：不生搬硬套，工作才有创造，这就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懂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 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而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倾听他们反映的真实情况；要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凡是符合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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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原则的，都应当学习。毛泽东同志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在批示中给少奇同志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这短短数语，是对这封信的很高评价，也是对少奇同志的科学态度，对少奇同志亲切帮助干部的领导作风的热情肯定。毛泽东同志还亲笔为信中一段内容作了一些修改。 这段可视为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共同写作的精辟内容，其大意是：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 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
，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如果行不通，就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再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一直到行通了为止。 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