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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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为了真正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弗洛伊德死亡本能中这三大要素。涅槃倾向、强迫性重复冲动和受虐倾向或许全都代表着死亡本能，但如果是这样，它们代表的就是死亡本能的不同侧面。弗洛伊德的含混语义中或许包含着真正
①原文为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又译为体内环境恒定。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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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生与死的对抗
的真理，“死亡”
的这三种形式或许最终会被证明确实是同一种死亡本能的三种形式。然而，我们首先必须对它们能分别予以把握。而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在进一步对弗洛伊德的本体论作出限制和修正的同时，我们必须始终紧迫地致力于澄清生物层面和人类层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澄清动物在变成人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假定涅槃原则，或原状稳定，确实是有机生命的基本原则，那么它是怎样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运作的呢？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作中说，快乐原则表达了人的欲望的基本目标，它的消极目的就在于消除紧张（不快乐）。
他由此而将人类水平上的快乐原则与所有有机生命中的原状稳定倾向等同一致，完全抹除了人和动物在这方面的差别。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首开其端，但却只是在尔后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突破，就是看到了原状稳定倾向和快乐原则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弗洛伊德得力于他把原状稳定与死亡本能相等同的做法——因为既然快乐原则与里比多（也即与性本能、爱本能、生命本能）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他因此放弃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快乐原则的目标是要在一定量上消除紧张，而认为快乐的本质并不存在在某种量的区别上而应该到一定的质中去寻找，尽管他还不能够确定这种质的确切性质是什么。
［２］沿着这条新的思路，弗洛伊德在里比多的运作中，在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人类心理各种冲突因素（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了一种寻求更大的结合与统一的倾向，这种倾向因而超越了减少和消除紧张这一纯粹消极的目标。
［３］这样一来，爱欲和快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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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０１
就显得不是在消极地寻求消除不愉快，而是代表了一种“对积极地实现快乐和幸福的根深蒂固的热烈追求”
［４］——而这种快乐和幸福则存在于某种更为广阔的结合与统一之中。弗洛伊德因此不再把快乐原则与涅槃（原状稳定）原则相等同（这种等同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仍然存在）
，而是推进和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涅槃原则表达了死亡本能固有的倾向，而快乐原则则代表着里比多的要求。”
［５］
这一新思想显然与先前所有针对快乐原则和涅槃原则，针对里比多和消除紧张这一目标所作的讨论很不协调。因此弗洛伊德在未曾意识到问题的这一面的情况下，在同一段文字中提出了涅槃原则经由一种转变而变成快乐原则的假说：“我们必须觉察到涅槃原则——它属于死亡本能——在有机生命体中经受了一种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它变成了快乐原则；此后，我们要避免把这两种原则视为同一种东西。”
［６］但这段文字中所暗示的死亡本能转变为生命本能，却与弗洛伊德二元主义的本体论互不相容。
弗洛伊德二元主义的本体论混淆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像生物学所假定的那样假定原状稳定原则表达了所有有机生命要求回到平衡稳定状态的固有倾向。我们也可以从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接受他关于快乐原则在人类水平上不能还原为和不能等同于原状稳定原则的思想。但这样一来，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便表明：那在生物水平上表现为静止的涅槃原则的倾向，在人类水平上却表现为动态的快乐原则。
这一重新定义，保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连续性因素，而与此同时又认识到那十分重要的不连续因素。把快乐原则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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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生与死的对抗
属于人和把涅槃原则归属于一般有生命的存在物，只不过是改换了一种说法来指出：人，只有人，才是患有神经症的动物。患有神经症的动物是永不满足的动物；人的永不满足意味着制约动物行为的在紧张与消除紧张之间保持平衡的稳定状态已经破裂。本能的压抑使动物身上静态的原状稳定原则转变成人身上动态的快乐原则，而原状稳定原则只能存在于本能满足的种种条件下。正是在本能受到压抑的条件下寻求本能满足的努力，才在人身上制造出一种躁动不安的追求，即快乐原则追求一种在压抑条件下它所得不到的体验。永不安宁的快乐原则是在心理疾病的条件下寻求心理的健康，因此它本身就是疾病的一种症状，正像弗洛伊德说心理疾病的进程也可以视为一种获得痊愈的努力一样。
［７］
同样，如果人能够结束压抑状态而获得本能的满足，那么永不安宁的快乐原则就会复归于涅槃原则，也就是说，复归于一种紧张与紧张消除之间的平衡状态。如果因此涅槃原则便“属于死亡本能”而快乐原则则属于爱欲的话，它们的重新统一便会是一种生命的安宁状态——这是一种完满的、无压抑的生命状态，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肯定的生命状态而不是一种自我改变的生命状态。这样解释的话，精神分析学便重新肯定了古老的宗教向往，因为，如果说涅槃状态表现了最低形式的有机生命体的节奏和韵律的话，它同样也表现了佛教的最高向往。至于涅槃状态与圣。奥古斯丁作为人的终极幸福而向人许诺的那种不仅精神并且肉体都得到的永恒安宁［８］有何不同，我把它留给神学家们去进行区分。
按照弗洛伊德把死亡等同于涅槃的等式，生本能与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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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１
能的重新统一就只能被设想为历史过程的终结。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和他的宁可采用二元论而不采用辩证法、他的无法形成一种历史的末世学，都与此相关。把人视为与自然分离和与自己的本能相分离，就是把历史视为神经症，同时也是把作为神经症的历史视为在不断地和下意识地趋向历史的终结并获得一种重新与自然相结合的安宁状态。由此也就可以说：人身上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统一一旦破裂，其结果就是使人成为历史性的动物。因为，永不安宁的快乐原则作为涅槃原则的病态体现，正是那使人变成浮士德式的人的动力，而浮士德式的人乃是创造历史的人。
一旦压抑作用不复存在，浮士德式的人的永不安宁的追求便走到了尽头，此时他便会感到满足地说：“Ｖｅｒｗｅｉｌｅｄｏｃｈ，ｄｕｂｉｓｔｓｏｓｃｈｏｎ。”
［９］①C现在让我们转向强迫性重复冲动并尽量以同一种方式辨别其在动物水平上的作用机制和在人类水平上的作用机制。
弗洛伊德把强迫性重复冲动视为所有有机生命体中的一个要素时，其所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他在两种不同的现象之间发现了一种联系。这两种不同现象是：所有的有机体都要死亡和生物本能基本上是保守的（他引为例证的是鸟类和鱼类的迁徙，以及遗传规律和胚胎学定理）。
［１０］如果我们考察了弗洛伊德内在的趋向死亡的趋力这一思想中有关施虐－受虐情结的考虑，我们便会同意他关于强迫性重复冲动体现了本能的保守倾向的说法。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正确地看见，需要把人身上“进步”和“趋向完美”的现象与
①德语：“停留一下吧，你多美呀！”参看歌德《浮士德》。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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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生与死的对抗
有机体水平上本能所固有的保守倾向联系起来考虑。
而且，如果我们撇开他的某些犹豫，他实际上正确地发现，这些明显对立的倾向实际是同一种东西：
要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人身上存在着一种趋向完美的本能……这可能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我却不相信存在着这种内在本能，而且我无法看出这种仁慈的幻相将怎样得以保留。
在我看来，人类个体目前的发展水平，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动物的地方。那在极少数人类个体身上表现为一种永不懈怠地追求日益完美的冲动，完全可以理解为本能受到压抑的结果。受到压抑的本能从不停息其对于完满的满足的追求，而这种完满的满足只能存在于对原初的满足体验的重复和再现上。没有任何代用品或任何反应形式，也没有任何升华作用能够足以消除受到压抑的本能的这种持续不断的紧张。
［１］
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是本能的压抑。在压抑状态下，强迫性重复冲动建立起一种对过去的执着（固置作用）
，这种执着使神经症患者与现在（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相疏远，使他不自觉地在未来之中去寻找过去。这样，神经症的外在表现虽然是追求新鲜事物，但潜在地在本能的水平上，它却不过是一种想要重演过去的强迫冲动。在人这种神经症动物身上，本能的这种想要重演过去的强迫冲动转化成了它的反面，即对于新奇的追求；而这种追新求异的行为，其不自觉的目标却不过是重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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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１
何况，正是压抑作用把强迫性重复冲动变成了快乐原则的对立面。弗洛伊德早已认识到，强迫性重复冲动既可以是快乐原则又可以是一种创伤性地执着于过去的冲动原则——同样的混淆曾使他把涅槃原则先说成是爱欲的原则，后来又说成是死亡本能的原则。
他注意到，“儿童对他们感到愉快的事总是永远重复不够，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们改变这种做法，因为他们坚持认为重复行为就是先前那种行为。”与此相对照，在成人身上，“新奇始终是令人感到愉快的条件”。
［１２］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儿童时代处于自然状态；而在动物水平上是不存在快乐原则和强迫性重复冲动之间的紧张对立的。强迫性重复冲动（本能固有的保守倾向）似乎是一种生物原则，它把物种的本质局限强加给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