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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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从胡愈之文章看，这份宣言最初是由中共党内的胡愈之起草的。潘汉年认为有必要让既非国民党员也非共产党员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以中间派面目联名发表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一类的文件，于是命胡愈之起草。而潘汉年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救国会”此前的口号太左、态度过于激烈，以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接受。以较低的调子，发表一份新的宣言，有利于共产党目标的实现。当然，从初稿中“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这样的话语，我们可知真正的决策者也决不是潘汉年，而应该是刘少奇和中共中央。这表明，其时，中共中央已经具有了这样的认识：为了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惜“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们发表一份宣言，也是想通过他们之口，亮出自己的底牌。
章乃器在《我与救国会》＇12＇一文中则有这样的说法：“潘汉年代表党在我们面前出现，就负着纠正‘全救’（引按：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文件左偏的使命。他提出了一个由沈老、韬奋、行知和我署名的文件的初稿，文件初稿最后经我们订正，叫做《我们对于团结御侮的最低要求》（引按：章记忆有误，应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初稿调子太低了，我们接受不了，经过多次修改才定稿。胡愈之参与了修改工作，执笔的是我。”章乃器嫌中共方面拿出的初稿“调子太低”，说明他不能充分体会共产党方面的苦心。正因为“救国会”此前调子太高，所以才要发表这样一个低调的宣言。对于其时的共产党来说，促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是最高目的，只要能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都好商量。这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和“大丈夫能屈能伸”之意。要让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等于逼他从高坡走到平地。而要让蒋介石能从高坡走到平地，就要为他准备好下坡的台阶。如果总那么高调、总那么激烈，就是既要蒋介石下坡又不给他下坡的台阶。发表一份低调的宣言，就意在为蒋介石铺设台阶。章乃器不能体谅共产党方面的这番良苦用心，应该与他的性格多少有些关系。他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大右派”，且至死未被“摘帽”，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这份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3＇的宣言分别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及红军、对“各党各派”，都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在对国民党提出“希望”时，写道：“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这里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共产党。……是怕联共以后，国民党会被共产党操纵利用吗？那么，这在乎国民党自身。因为国民党要是真正能够联合各党各派，坚决抗日，那么共产党即使要利用国民党，也必然会被民众唾弃的。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有表示，这结果会使一般民众相信倒是共产党能够顾全大局，破除成见，这对于国民党是十分不利的。……”总之，对国民党的劝说，真可谓“苦口婆心”，且表现得处处在为国民党的前途命运着想、处处在为国民党的“党国”考虑。
高调也好，低调也好，这份由共产党人策划而以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的姿态示人的宣言一发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立即热情回应。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写了致“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救国联合体全体会员们”的公开信＇14＇。这信在那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当然不能公开发表，于是采取了“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巴黎的《救国时报》（《救国报》此时已改名为《救国时报》）上发表，再传入国民党统治区。既然那份毛泽东对之做出回应的东西，本也是共产党人策划的，那毛泽东的“自我回应”是什么样，也就毋庸多说。这里只举一例。为显示“不偏不倚”，这份宣言也对共产党方面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和告诫：“在某些地方，还有自称为共产党游击队的，任意杀戮人民。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如果是隶属共产党，共产党应该严厉处分他们；否则共产党应该赶快声明，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和共产党无关。”对此，毛泽东回应道：“至于现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区域的游击队，还未能执行我们在最近所通过的法律，这是由于许多的阻碍，使他们不能得到我们的指令。此外，残酷屠杀的围剿是可以激起某些报复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我们恳切的希望立刻改正这些游击队的错误……可惜得很，我们还不能马上执行这些条件，因为决定的力量不在我们。”这意在强调，那些地方的游击队之所以在“任意杀戮人民”，是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因为得不到中央的新指令，而他们之所以得不到中央的新指令，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堵造成的；二是对国民党围剿的报复。要让他们不再“任意杀戮人民”，只有国民党不再封锁、围堵和围剿。这也就意味着：共产党游击队在那些地方的所作所为，责任应由国民党来负。
中共在上海的这种种举措，目的都在逼迫蒋介石政府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为着这个目的，工作主要在两个城市进行：西安与上海。在西安，积极对张学良们进行攻心战，终于使得张学良们对蒋以武力相逼。在上海，则是让沈钧儒、章乃器们出面，以文的方式，或以半文半武（游行、示威、罢工）的方式，对蒋介石形成一种每日每时的、一刻也不间断的压力。在西安，是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在上海，则是发动国统区的民众来“逼蒋”。选择西安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这理由不用解释。把“救国会”的中枢放在上海，选择上海发动各界人士“逼蒋”，也很容易理解。上海的国际国内地位重要，上海人口多、成份复杂，上海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发动民众的条件等等，都是上海被选择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上海与首都南京之间的不远不近、不即不离。在南京闹腾，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来，南京这座城市不具备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条件，二来，地下党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开展活动，难度也大得多。再说，要“逼”，距离太远固然可能事倍功半；但距离太近，也可能过犹不及。上海则正合适。
而西安与上海之间，又是互通声息的。张学良终于走到那一步，与沈钧儒、王造时们也多少有些关系。上海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本身就对张学良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压力。使他觉得应该有所效尤，有所表现。实际上，上海的“救国运动”不仅仅对蒋介石是一种“逼”，对张学良也是一种“逼”，即“逼”其以武力“逼蒋”。更何况沈钧儒们还曾对张学良面授机宜呢。1936年7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们也代表“救国会”到南京请愿。其间，沈钧儒等人曾到张学良下榻的饭店，对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有这样的叙述：“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而其中之一，就是“友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15＇。在其他场合则回忆道：“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谰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16＇当绥远告急时，沈钧儒们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张学良：“暴日又唆使伪蒙军进攻我绥远，且直接以飞机轰炸我城市，若蹈热河覆辙，全国坐视不救，则绥远一失，西北危矣！我公有亡省之痛，以恢复失地自誓，全国民众，一致拱仰。公适坐镇西北，对于绥远抗战，想必被发缨冠往救。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士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这是又一次在“逼”张学良火速采取“逼蒋”行动，而且言辞十分激烈。——二十多天后，“西安事变”终于爆发。
“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评说。而在评说这次事变的“意义”时，不应忘记沈钧儒、章乃器们所起的作用。
2007年3月16日
＇1＇蒋建农：《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2页。
＇2＇周天度：《救国会史略》，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05页。
＇4＇《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1页。
＇5＇《“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6＇《“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7＇《“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8＇《“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9＇《“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0＇《“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1＇《“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2＇《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3＇《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4＇《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5＇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0页。
＇16＇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0页。
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
鲁迅身后获得的称号之一，是“民族魂”。对这个称号，颇有一些人持有异议。更有那种从未认真读过鲁迅、也几乎不可能走近鲁迅的浮薄之徒，在拿这个称号说事时，表现得极其可笑和无知。
鲁迅死于1936年秋。那时，日本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上海滩上，各界人士的“救国运动”正风起云涌，唐哉皇哉；更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救国会”的成立。这时候的所谓“救国运动”，其实就是游行、示威、请愿、罢工、喊口号、散传单。目的，则是催促、逼迫蒋介石政府尽快与日本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这“救国运动”是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