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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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波普论战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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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了其前辈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
围绕阿多诺与波普在德国社会学会的图宾根会议上的论战，哈贝马斯发表了《１９６４年的一次论战：反对实证主义的不彻底的理性主义》的论文，捍卫了他的老师阿多诺的反实证主义立场，从四个方面批判了波普的经验主义、对经验分析研究的实用主义解释、夸大非理性信仰的作用以及真理标准与事实相分离的观点。他说，首先，波普一方面正确地与经验主义相对立，主张从理论角度来理解和确定事实；另一方面又假定事实在认识论上不依赖于理论，而理论则应通过描述方式来把握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是波普的实证主义残余。其实，自康德、黑格尔以来，已批驳了感性经验的最终有效性，没有无理论中介的知识，“追求明显的、直接的原始经验是徒劳的”。
①其次，波普把实验的检验当作证伪的裁判，这种验证方式与实用主义关于知识的证明相一致。因为“按照实用主义观点，实验检验就是结果检验，它们可能驳倒假设，但也可能证实假设。”
②从而，波普企图用实用主义方法来确定最终有效知识的保留条件，并且重新肯定理论就是工具，赋予经验分析科学以实用主义解释。再次，尽管波普强调批判，主张对理论假设本身、命题与命题的逻辑关系、受论据影响的经验观察等都要加以批判，可是，由于“波普把批判的观点称之为对理性的信仰”
，因此在他那里“理性主义的问题不是在知识与信仰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两种
①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法兰克福，１９７７年）
，第４３页。
②同上，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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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间作选择。“
①从而他采用了非演绎论证的方法把批判的论证归结为在正确信仰和错误信仰之间作选择，赋予他的批判方法运用之前的“决断”以非理性因素。最后，波普提出把真理标准同事实区分开来的真理概念，认为一个命题的真理同决定命题的真假的标准是不同的，事实与标准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主张放弃确定的真理标准。
哈贝马斯认为，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与标准的区别，但这种实证主义的严格区分是否恰当是大可怀疑的。
“由于我们谋求真实的陈述，我们总是知道，陈述的真理性是根据陈述与事实的一致来衡量的。”
②经验事实的描述依赖于描述时应用的标准，而有关标准的批判讨论则包含经验与事实的考虑，故需要克服事实与标准分离的二元论。
（２）技术。意识形态。合法性
在哈贝马斯以批判的社会学为理论出发点所展开的各种批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科学技术所展开的批判。
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第一生产力，但是，他对科学技术在这一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政治效应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他提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正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了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从而对科学技术本身展开批判。
①同上，第５６页。
②同上，第６０—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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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中产生完全消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主要在于：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职能。
他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之含义，认为意识形态即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其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当社会的一个严肃而听话的乖孩子。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一种作为统治的基础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生致力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公平交换”观念。故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公平交换”观念上。哈贝马斯说道：“到了１９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和法国竟蓬勃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一番重新认识，同时对由公平交换构成的合法化基础加以批判。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批判了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①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国家干预，“公平交换”观念破灭。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它履行着原来的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就是科学技术。他说道：“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１９７０年）
，第１００页。
②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１９７７年）
，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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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但他并不像他的先辈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怎么样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对此，他是通过论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
、“合法化”之影响加以说明的。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工具行为”
，二是“交往行为”。所谓“工具行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它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
，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手段目的”性的，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行为”
，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
①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人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着，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交往行为”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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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越来越不合理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他说：“两种行为类型的一种行为结构，即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不仅同机构的联系相比较具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还会逐渐地把交往行为本身吸收到自身的功能范围中来。”
①“交往行为”
被吸收到“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来，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控制，遭致歪曲。他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均源于此。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在被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合法性”。他说道：“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认可。”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副②作用，”
③这就是使它丧失了被人们认可的理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老百姓是因为这一社会实行“公平交换”
，信奉“企业自由”
，才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现在既然它丢掉了“公平交换”
、“企业自由”
，那在老百姓眼里，它已变得不合法就是很自然的了。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合法性的就是科学技术。而当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１０６页。
②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波士顿，１９７９年）
，第１７８页。
③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１９７５年）
，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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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就能很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
整个社会出现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即将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人民群众中普遍滋生一种“明哲保身主义”。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众，只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
，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就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注）
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即政治问题—引者注）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
①
这就是说，原来的合法化危机一下子消除了。
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的揭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揭露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与“合法化”的影响的，所以，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
，消除合法化危机，只能说明它在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忙，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是消极的。哈贝马斯的上述批判很好地反映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当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化、人际关系健康化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严重受挫的一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新现实。哈贝马斯的揭露和批判实质上是
①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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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异化的揭露和批判。
从１９世纪后半期起，不少西方思想家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倍感失望，展开尖锐的批判。哈贝马斯是在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