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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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近又太容易获得，或者它太遥远又极难获得，那么它的价值就不高了。最有价值的事物，是那些有可能获取，但必须付出最大努力代价的事物。在《陌生人》一文中，距离概念是一核心概念。
“陌生人”就是一种与我们的关系不近不远的类型。与我们太接近！那他就不是陌生人了；如果距离太远，则他与团体间的接触就告中止。这种特殊的距离，使得陌生人得以与团体成员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互动模式。例如，陌生人可以与团体成员维持一种较客观的关系，团体成员也能较平和地表现对他的信任等。
齐美尔并不想要编制一张社会交往形式的详尽的目录表，他只是试图从社会互动模式、社会过程、社会类型等不同角度，从社会生活的生动现实中挑选出可视之为交往构架的问题和方面来。他把统治、服从、竞争、分工、交换、时尚、穷人、娼妓等都视为互动的形式或社会类型。齐美尔常被批评追求形式而牺牲了内容。例如他把军事冲突与夫妇间的口角，士兵对军官的服从与工人对企业主的服从等极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并按形式特征将它们归在一起。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齐美尔本人也十分清楚，把社会生活仅仅归结为它的形式要素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看一下齐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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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大量交往形式的分析，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他的极富辩证精神的交往内容的分析。例如，他批评了一味地否定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因素和一味肯定一致因素的观点的幼稚，正确指出了不满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安全阀，很多社会关系就不能持久，指出社会总是冲突和协调这两种形式互动的结果。再如，关于时尚既是摹仿，又体现个性化；因为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同一性社会中与由寡头控制的社会中，不存在出风头赶时髦的动机和条件；而当任何一种现象一旦成了时尚，它就会立刻开始变得不再时髦；时尚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是新的同时又是在过时的。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化的个人与社会总是保持一种双重的关系：他被结合在社会里，又和社会相对立；他为社会而存在，也为了自己而存在；他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自主生活的产物。
“一方面，我们面对（社会的）这个非人格命令惟有服从；但另一方面，它并非外在的控制力量，只有依赖我们个人的内在的激励力量才能为我们所遵循。”
①个人的心智可以保持行动者免受外部环境的控制，可心智同样也会将社会实在物化，创造一些事物，最后反过来奴役行动者，等等。在这些充满理趣的分析中，齐美尔处处追求的是社会内容的具体的、真实的、矛盾的及多维度的曲折往复的过程，如此丰富生动辩证的内涵，决非唯形式的社会关系语法学与几何学所能范围。他揭示出同一交往形式所包含的对立统一的方面（时尚既新又旧）
；刻画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交往形式的
①引自沃尔弗编《齐美尔的社会学》（纽约，１９５０）
，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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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转化（如冲突具有整合功能，社会内在于个人）
；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文化的深刻的二律背反。所有这些都是齐美尔思想最具创见处。他的形式社会学固然聚焦于社会互动的抽象的恒定的形式，以及微观的小团体的相互作用，但如果忽视了他的大气象的理论旨趣、洞见及成果，那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３）历史与文化社会学
齐美尔历史和文化社会学的焦点是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及社会客体的文化层次，即他的“客观文化”。
齐美尔创造性地重新阐述了现代历史发展的自由主义观点，即由圣西门、孔德、涂尔干、梅因、斯宾塞等人所阐述的近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步观。
“根据这种观点，演变就是从同质向异质、从共性向个性转变，从个人由传统的小范围的可预见行动向多重关系和开放性机遇的大范围的活动的转变。西方历史的潮流导致了从地位关系到契约关系；从机械的团结到有机的团结；从阻碍个性发展的封闭社会发展到由有着多重复杂联系和契约而产生的个性和个人自治的社会。”
①
这是齐美尔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进步观的一面。他的理论还有文化悲观主义的一面。这一面阐述了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创造物之间的深刻的二律背反，这一观点不是来自英法的进步思想，而是起源于德国哲学的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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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观点与马克思的传统。其直接的社会背景当然是欧洲工业文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但似乎德国哲人的唯美的浪漫主义气质更敏感于现代文明进步中的退步因素及个人日趋无奈的命运。
齐美尔文化理论的出发点是文化乃人类的创制，但一方面人类对自己的创造物有物化的能力或倾向（宗教是人之所创，到头来人却膜拜宗教）
；另一方面，文化一经被创造，其存在就独立于创造者，于是文化世界与社会世界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人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现实的客观实体，此即齐美尔客观文化的基本涵义。
关于客观文化的构成，齐美尔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这样一些成分：工具、科学成果、艺术、宗教体系、法律制度、抽象理念、语言、伦理规范、逻辑规则、信用制度、交易规则等。
近代客观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扩张逞指数形式，结构更趋复杂、独立与自足。它逐渐超越了创造者、行动者的控制，并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这样，客观文化变得既脱离它的产生原因，又脱离它的服务于人的目的，变成一种异已的与人对立的力量。客观文化的成长，导致人的主观文化的失落，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鸿沟的日益加宽等，正是令齐美尔真正忧虑的文化问题。
在最能表现齐美尔气象恢弘、成熟明达思想的巨著《货币哲学》中，提供了一个将微观的互动分析（以货币形式的交换为例）与宏观的客观文化概括结合起来，将过程分析（互动）与结构分析（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做出一种文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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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范例。
齐美尔是把货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交往形式来讨论的，即不只视货币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而且还重视货币与行动者的关系，以及货币对于整个客观文化中各类现象的影响，这些现象包括交换、占有、个人自由、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人格价值、内心感受、文化等。简言之，齐美尔试图从货币分析中抽象出时代的精神和文化发展的趋势。
《货币哲学》的思想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点毫不奇怪。马克思对《货币哲学》的作者有深刻的影响，第一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和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方法论启发；第二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批判的社会学的启发。但马克思的理论是特定的历史分析，他把异化与拜物教归于商品生产的范畴，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与社会经济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消灭了异化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就超越了和消灭了异化。齐美尔则把它视为人与文化关系的永恒的悖论，在这方面，齐美尔更接近于韦伯，后者用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等一系列对立概念来阐述这一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悲喜二重奏。
首先，货币创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货币把我们与所需物品隔离开，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货币又消灭这种距离限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的话。货币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货币还为市场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最后使一切具有市场价值（与货币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成为外在于人并强制人的实体。
以物易物的交易并未导致物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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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便是物化的世界。
货币促成了这一切。
货币为“大规模的企业”
、“信用投资体系”
等提供了条件。
货币不仅创造了物化世界，而且还发展出以货币为轴心的象征结构，这两种构造都对行动者产生控制的作用。
货币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广，有助于增进社会世界的理性化。齐美尔认为理性主义与货币经济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
任何情况都不予考虑的理性，不接受主观的因素，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使用，这一切既是现代货币经济的特征，也是唯智论的特征。化质为量，使一切事物和性质丧失其质的特征而都变成可量化的对象，这是智力与货币共同的特征。
货币本身是物的价值关系的纯粹反映，它是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样享用的，所有的人在货币关系上都是等价的。
“化质为量的趋势，在货币中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表现。”
①此外，货币交换把一切关系都转变成计算关系，这又要求具有复杂的心智过程，这一切加剧“文化的智性化”
；也就是说，部分因为货币经济缘故，智力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品质。
货币在现代社会里扮演的这种核心角色，使货币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手段最终变成目的本身。货币的这种异化，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不论是最高层次的还是最低层次的，都能出售和化约为共同的分母金钱的话，就会产生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态度。因为每件事物都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交易买卖，不论是一片面包还是美德与智慧。货币交易消除了一切事物的性质差异，也消除了个性的差异。
计
①齐美尔：《货币哲学》，（伦敦，１９７８年）
，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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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理性的发展保证着极不同的出身和精神气质的人们彼此之间理解的容易程度，而其反面则是过去时代所特有的内心感受的质量的下降，精神生活的平均化。
货币还导致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其劳动手段的异化，管理也失去了一种主观的个性成分，服从成为工艺的一部分，这是个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
在这普遍的异化过程中，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观性和独特性。一个吊诡的情景是，我们的生存日益依赖处在其它社会地位上的他人，但我们却对占有这一位置的人知道得越来越少；填塞在特定位置的具体个人变得不重要，人格消失在这个位置背后。人的价值被用金钱来计算，人变成交易的一部分。
齐美尔甚至拿卖淫与货币的本性相类比，“货币在听任对其作任何一种用途时的那种冷漠，抛弃任何一个主体时的那种轻率——因其与任何一个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