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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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姑娘四周，观看她的死去。天亮之前下起了大雨，泥水直向姑娘的嘴里流去，她的脸憋得涨成紫色，不住地吐出流到口里的脏水，艰难地喘息着。渐渐地，她窒息至极，眼睛几乎瞪了出来，喘息使她来不及吐出泥水而吞咽下去。几个小时以后，那姑娘的头偏向一边死去了。而荣却在埋掉她之前把她的头发剪掉了。据说姑娘的头发在越南黑市上是很值钱的。
遭受残酷折磨的越战混血儿终于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逃出了永隆收容所，他们逃到了西南端的河仙省，并得到一位同情他们的渔民的帮助，乘坐他的渔船逃离了那个罪恶的世界。
八名越战混血儿住进了医院。他们身上都带有轻重不同各种创伤，其中有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子的腿里还扎着一根长钉，他说那是荣对他踢石子的惩罚。
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战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报道斥责为“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而后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它忽然对此闭口不谈，尤其是美国记者当众出具了几名混血儿伤势诊断书和他们的控诉之时，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居然装聋作哑，无赖地说：“那即使是事实，也绝不是在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越共政府这一有损形象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更显得日益尴尬。每一个来美国定居的越战混血儿和他们的亲属都证实了他们办理离境手续时或多或少地受到越共政府的恐吓和阻挠，有的人还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巴黎竞赛》、《明镜》等西文报刊的200名记者在1985年4月30日越共庆祝西贡陷落10周年时，接到了一个具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的求援，并亲眼目睹越共警察把那个小伙子推出人群，给他戴上手铐之后拖走了。
1982年8月24日，《远东经济周刊》记者彼德·哈斯汀斯在胡志明市（西贡）街头见到越共警察凶狠地把一个试图上前与自己说话的、年仅十岁左右、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越战混血儿打倒在地，然后揪着他的耳朵带走了。据说，那个小男孩是从附近一个收容中心逃跑出来的，那里在西方记者来到胡志明市（西贡）之前就关押了几百个越战混血儿。
《生活》周刊摄影师格里费斯采访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鸾瑛一家。十八岁的混血姑娘鸾瑛和母亲胡氏秋是靠在黑市卖服装来维持生活的，因为自从胡氏秋提出去美国定居的申请之后，她们的口粮和救济就被停发了。但是她们并没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吓倒，尽管获得离境批准尚遥遥无期，她们还是决定把房子捐赠出去。
“每一个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忆到与十四岁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见面的时候说。香已经获得了一张出境签证，她和母亲及姨妈住在胡志明市（西贡）一座只有两间光线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个混血儿姑娘，当时警察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在当地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未来赶来之前，我拍完之后尽快地离开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将变得可怕无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车！”十五岁的混血儿王进秀成（又名菲利蒲）这样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德克萨斯州人，于1973年离开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战混血儿的生活状况，成的境显然要好得多。他和母亲住在一栋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战争年代任法国驻西贡大使馆高级职员的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到美国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岁，和她的母亲王氏美芳也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玲的生父是前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职员，在玲刚刚出生的时候，便离开越南回国了。
但是，能够象成和芳那样顺利获得移民签证是相当困难的，越共政府官员普遍的受贿和官僚作风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当多的越战混血儿滞留在社会的底层。
在胡志明市（西贡）的一个空旷的、居住着二十个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带着她的两个混血子女：十二岁的女儿阮氏春妆和十一岁的儿子阮俊英等待着获准去美国的签证。
据阮氏合说，妆和英的父亲是美国空军的军官，当时他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降两个女儿。
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混血姑娘黎氏莲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也在战争结束前几年回到美国去了。开始，十七岁的黎氏莲经常收到她父亲寄来的钱和物品，自从收到他的美国妻子寄来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父亲的任何消息了。
“别再试图与我的丈夫联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这样对她说。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张残旧的照片，那是她父亲1970走时和母亲的合影。当莲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莲便和她养母隐陈氏娉生活在一起，她们母亲女俩在胡志明市的西区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签证之后，她们的固定的生意却受到了妨碍。因为她们担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会从她们亲戚的手中把她们的家和店铺没收掉。娉最近写信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当我们没有希望离开越南时，我们忧心重重，焦虑万分。现在我们被允许了，我们又慌乱，难过得不行。”
越战混血儿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虽然不那么圆满，但是所有能够离开的混血儿都争先恐后地逃出越南，定居到西方国家去了。大量的报道和图片表明，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并没有忘掉他们曾居住在越南，也没有忘却那些未获得签证而滞留在越南的亲属和朋友们。现在，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用亨利·贡的话来说：“这里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我们是从越南来的，从我们永远不愿返回的统治下逃出来的。”
十、第五代统治者
1985年4月30日清晨，河内从闷热的空气中醒来，成千辆自行车、公用轿车和低座脚踏机动车沿着街道行驶，还有更古老的法式有轨电车发出疲惫的声音驶过各个路口，商店、机关和商场也陆续开门。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前越共上尉阮莲这样对西方记者说，脸上露出了微笑。
尽管一切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但此时这个城市已经是整个越南，而不是半个越南的中心。自从南方的杨文明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以后，完成那个经过二十年艰苦战争而获得“统一”的越共政府又把巩固它的政权的战斗进行了十年，首先它公然与曾经尽全力支持它取得胜利的盟友中国关系恶化，赶走了三十万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了几代的中国侨民和华裔越南人，接着又开始清洗政府中的亲华他分子和南方干部，开辟强迫性的“新经济区”，在南方没收私营企业，继而出动越南军队与老挝军队一起进入柬埔寨，帮助韩桑林亲越分子赶走了亲华的“红色高棉”，驱赶大批印度支那难民涌向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军队在靠近边境的地带交战，在泰柬边境进行骚扰和入侵。
越共政府在短短的十年中所做的事情似乎太多了，使世界各国一次一次把目光集中在那个曾经同样动荡不定的地方。越共政府，作为继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之后的第五代统治者，象它的前任一样不时地制造出一连串发出震动、令人不安的事情。
“1975年标志着这个国家真正的统一。”胡志明市（西贡）市长梅之寿在庆祝越共军队攻占西贡10周年的游行纪念活动中对外国记者说。
与河内同一时刻的胡志明市（西贡）榴弹炮声轰鸣，军乐队奏起“在金星旗帜下”的进行曲，士兵和民兵，其中一些人扛着缴获的美制M16和M1型步枪，走在苏制T54坦克车的后面，苏制米21型喷气式飞机呼啸着掠过碧蓝的天空；佩戴着与他们同样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的数十枚勋章的越战老兵、摩托车兵和工人混在一起，簇拥着一幅前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手握哑铃的巨幅画像车，在画像的下方写着一句胡的激动人心的话：“大家都来早锻炼！”在围着蓝色围幕和红娟的检阅台前面，身穿各色彩色服装的男女青年表演着优美的舞蹈。
庞大的游行队伍从著名的动物园出发，途中经过市中心的“四月三十日大街”（前美国大使馆曾设在此街），一直向“统一大厦”行进。
检阅台上，有九年以上资龄的政治局委员们傲慢地挥着手，意得志满地观赏那拙劣的表演，并且不无欣喜地回忆起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1500亿美元和58022条生命的过程。
那天坐在检阅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长征，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他们要极力表现越共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一百万失业人员及由此而产生的吸毒、卖淫、乞讨和流氓行为在这个被占领了十年之久的城市里日益蔓延到每一个角落，这似乎是对越共政府接管后的一种绝妙的嘲讽。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越共政府竟然毫无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帮独裁统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恶果都说成是那个早已经结束了的“战争创伤”，一块似乎永远也不能治愈的，永远会帮助越共解脱困境的“创伤”。
实际上，越共政府在1975年至1985年的整整十年之中，并没有制定过任何真正建设或恢复经济的具体计划，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系斗争，镇压民主人士和极端独裁，以及搜刮民财上。它的一个口号叫作“共渡艰难！”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而那个“艰难”似乎仍永无穷期。
转嫁它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变相的集中营和劳改场所的“新经济区”去，要那些人在同区没有任何工具的荒芜的原始森林里“发展经济”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温和态度的市民和贫民，掩盖其暴政所造成的极度贫困的事实。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种残酷手段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许多人象从吴庭艳总统的“垦荒区”逃出来那样，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共政府的各个“新经济区”逃了出来。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作为对自诩“代表人民”却又极度空虚的一种填补讲，越共政府极力要保持它业已形成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另外还有没有确切数字，但是规模相当大的民兵和其它变相的军事组织，而且一直处于象瞄准麻雀那样的高度戒备状态。这项庞大的经费开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谓“来自各国，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威胁”的歪曲宣传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会俩。越共政府的几十万正规军和十万以各种名义进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图征服顽强战斗着的“红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装力量；在北�
